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

当年误打误撞进入深圳那家农场时，他本以为自己倒了大霉，没去成梦想中那个“遍地高楼大厦”的香港，反倒是进了灰扑扑的农场，和老家父辈做着同样的农活，结果第一个月工资下来了，200多元，20岁的安德礼手里攥着票子又茫然，又惊喜。

那一年，老家的教师月工资才几十元，镇上卖苦力一整天几元钱，猪肉1元1斤。

他在农场学会了开车，每天负责满城收菜。老板是香港人，见他和同行的伙伴能吃苦，便对他说，“这里的菜场都很缺人，你们回家过年的时候多带些人来吧。”

那一刻，安德礼觉得自己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

这个如今秃顶、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清晰地记得，第二年和他一起踏上财富之旅的年轻人一共有98个。他在火车站没有排队，走的是团体票窗口，车站广播里单独让他们进了母婴候车室检票，乘警站在两旁维持秩序。在那个年代的贵州，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客流还很罕见。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有同乡惊奇地喊着，“外面的房子咋都是白花花的啊！”车内一片哄笑。

这种幸福从车厢洋溢到了农场，以至于让安德礼忽略了深圳发展日新月异的脚步。从农场出来玩时，几乎一周就要变个样，有时候多了一家工厂，有时候多了几栋楼房，还有时候，又关了一家农场。

老板找到他的时候，农场搬离土地越来越金贵的深圳福田已成趋势。香港老板很遗憾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自己的农场在不久后就要让地关门了，这么多人，都得另谋生路了。

神奇的深圳又一次“救”了他。每日开车的路上，安德礼都会经过猫头山工业区。那时拥有8车道的北环大道还躲在图纸里，泥巴烂路上堵车是常态，两辆车碰面都得倒车让路。他常常看见一群人在车后推车，泥巴路难行，货车不时就会陷在其中。

一次，他碰见一辆陷在泥地里的卡车，一群民工在车后推得费劲。他不忍心，把车倒回，主动系上钢丝绳，帮卡车脱离了泥地。对方的老板站在一旁，安德礼正准备走人，台湾籍的老板走过去拉住他，对他说，“跟我干吧！”

拔地而起的工厂承接了从农场而来的幸福。安德礼很快发现，工厂的收入更高，并且数额随着订单走高一天比一天多，他和同乡纷纷从农场搬进了这个工业区。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许多工厂刚刚兴建，人员不齐，遇上订单加量，要24小时开工，都得互借工人。作为一群兴仁民工的“老大”，安德礼无疑是红人，他帮着协调人员、处理问题。

再回家过年时，开往贵阳的大巴车直接在村口的省道拉人，他和列车乘务员成了哥们儿。那几年，本村和邻村一共400多人跟着他，从西南深山来到了南海边的这座城市。

厂长办公室在二楼，那会儿，安德礼时不时就会被叫上去接电话，砖头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只有厂长才有，他是最常用那台电话的人。

电话那头，是不断增加的用工需求和老乡零零碎碎的问题麻烦。他丝毫没注意，曾经在“饿死关头”救了自己的那家农场，已经悄悄消失了。那片土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