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地区云南省境内流布的南传佛教，是中国三大语系佛教部派之一。它与在东南亚的泰国、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以及南亚地区的斯里兰卡等国广泛流传的上座部佛教系同一法脉，是亚洲灿烂的佛教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百年来，南传佛教在中国西南地区持续流传，对以傣族为代表的若干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自上世纪末以降，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加剧，中国西南地区社会变迁剧烈，原先与南传佛教相互适应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被打破，与“传统”相适应的南传佛教与国内其他宗教一样，不得不面对来自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诸多挑战。如何增强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从理念和实践上在“中国化”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的、关乎包括南传佛教在内的中国宗教之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命题。

2016年2月，时隔60年，中国南传佛教再次升座帕松列。升座庆典法会上，来自东南亚、南亚的高僧大德滴水祈福。蓝希峰摄

南传佛教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基于当前南传佛教双重“不适应性”

随着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在当今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的迅猛发展，中国南传佛教在国家的总体发展带动下，在个别地区显示出强劲的潜力，取得了不俗的社会评价。但从整体上看，南传佛教的发展仍较为薄弱滞后，尤其相对于国家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高速度，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总体性的双重“不适应”：

南传佛教“从边缘化到趋中心化”的地缘文化“角色转变不适应”。

在当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中，南传佛教流布的中国云南西南边疆地区，与东南亚的泰、老、缅、柬等国和南亚的斯里兰卡等国一起，共同构成了“亚洲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该区域也是中国地缘政治板块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在文化上最具链接性、包容、辐射、投射能力的中心区。这使得中国南传佛教地区从原先在中国的边缘地位，一跃而趋于地缘中心化，成为亚洲佛教文明内几个语系的交汇、分野中心点之一，更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地缘文化支点，从而在佛教文明地缘文化版图中有着重要的“趋中心化”地位。

基于其所在区域的地缘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被寄予厚望，国家、政府与当地民众都期望它能进一步助力当地社会发展，在国家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期待值压力下，中国南传佛教的一些现实困境易被放大，导致外界对其存续发展能力及社会功能方面的一些不满与诟病。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凸显了中国南传佛教发展过程中那些真正“不适应”的方面，进而使其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发展不适应”和“角色变迁不适应”。

南传佛教因流布地区社会变迁剧烈而产生的“环境变迁不适应”。

上世纪中后期至今，中国南传佛教流布地区的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从传统的、发展缓慢的、相对熟悉与稳定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现代的、发展迅速的、变化频繁且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工业社会。至今，中国南传佛教流布地区，尤其是城镇化发展较好的地区，已经初步完成了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传佛教在组织管理模式、寺院体系和僧团建设等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原有机制和传统，未能与时俱进。

正是南传佛教建设的慢速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步伐的快节奏之间的“速度差”，导致了它在面对迅猛发展的边疆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环境变迁不适应”。

有鉴于此，“现代适应性问题”也是我国南传佛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注意并积极探索实践的重要方面。顺应社会现实，积极探索如何应对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环境下的“新需求”“新问题”和“新变化”，从教义传统中提挈出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内容。同时从传播方式、渠道等方面引入现代性因素，以便紧跟时代潮流，适应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性需求，在有效地为国家发展、社会建设和满足民众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在新时期的发展与转型。

中国南传佛教创新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中国南传佛教要在新的发展机遇期树立新风貌、迎来新发展，就必须通过渐进性的调适与创新，积极有为地贴合社会现实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两个层面的期待。即通过有规划、分步骤、系统性地，对南传佛教体系内部不适应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的陈规流弊加以革除、修正或创新，使南传佛教系统能够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家政策法规的指导下，良性运转，更有效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方向相一致。在实现社会现实需求与国家战略需求之整合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南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传统上，中国的南传佛教只关注少数民族社区层面。虽然在与地区和社区民众的交流往来中，承担了祈福禳灾、诵经布道、临终关怀等基本责任，但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往往难以提供和胜任一些更高要求的社会服务，难以更有效地发挥利益社区与民众的功能，如社会慈善资源分配、传统教育的现代化升级等。在一些“有寺无僧”的社区，甚至连当地民众基本的精神和宗教信仰需求都无法满足。

因此，南传佛教及僧团应着力加强自身“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建设，尤其注意服务现代化社会功能的提升，更切实地设计和提供满足转型时期社会现实需求的宗教产品与服务，发挥慈善济世、弘法利生、促进和平与和谐的服务社会作用。提升中国南传佛教僧人讲经布道以及服务边疆社区民众精神和信仰现实需求的能力，“强健自身体格”，有助于防止因为自我发展不足而引起的“宗教倒灌”“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等问题，有利于保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边疆政治稳定。同时，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宗教政策法规的指导下，服务社会、引导民众。

当前，南传佛教应着力在以下方面，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支点，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践的实施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长足发展。一是积极参与边疆社会治理；二是挖掘、培育和建设南传佛教的中国特色；三是助力中国国家形象优化与提升；四是促进“外交内联”，助力中国国内国际“和谐”环境的可持续。“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与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全息式－多层级合作的新实践、新模式。在此新机遇下，新时代“中国文化”与沿线国家和区域地缘文化接触与碰撞将成为新常态。尤其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宗教是无以回避、最重要的地缘文化形态，这就为中国南传佛教发挥民间性、半官方性特征参与宗教外交提供了空间和管道，对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周边外交起到战略支点作用。

总之，中国南传佛教应抓紧有利时机对内加强自体建设；对外担负起推动宗教文化和文明互鉴的交流联系功能，充分发挥南传上座部佛教地缘文化优势和辐射功能，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承担一定的“文化外交”、“公共外交”职能。为中国在国内、国际“和谐”环境下可持续发展助力，为国家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区域化战略服务。

中国南传佛教创新发展的方法与实践

处理好中国南传佛教“个性”与世界南传佛教“共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南传佛教从地缘特征和国家特性上说，理当有其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南传佛教的“中国化”本土特征。这就存在南传佛教“中国化”之个性与世界南传佛教传统之共性间的分殊问题。中国南传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是上涉国家地缘政治与国家认同，下关民族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的重要现实议题。能否处理好中国南传佛教“个性”与世界南传佛教“共性”之间的同异关系，是南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评价依据，也是中国南传佛教能够跻身世界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能否具有话语权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依凭，是中国南传佛教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的一对重要关系。

中国南传佛教界需应对好南传佛教普行传统与南传佛教“中国化”发趋势之间的关系互动。针对现今南传佛教的发展中“中国特色”个性不突出的现状，可考虑主要通过在国家相关部门及宗教法律法规的指导下，从管理体制与模式、佛寺建制、对外信息发布、讲经布道的双语化等佛教管理和表层符号运用等方面探索南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而在经典、仪式、僧阶等级等具体宗教实践方面，仍沿袭普行的南传佛教传统，以便护持南传佛教法脉和传统的延续发展，并实现与东南亚、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良好对接；对于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方面的创新，则可以在借鉴其他南传佛教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先进的制度保障，采取并行不悖、既符合南传佛教传统，又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益中国南传佛教发展的创新型道路。

处理好“族群性”“民族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

南传佛教已经从过去带有显著“民族性”如傣族传统文化等特征和族群身份识别重要标志的“民族宗教文化”形态，从一个过去有着界限分明的族群“宗教信仰区隔”的文化形态，逐渐转型成为一个以傣族等传统信仰民族为信仰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中华儿女所共同喜爱、亲近与景仰，日益频密地展现出“全民性”“公共性”等在新时期的发展特征。

以南传佛教流布的主要区域之一、中国著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西双版纳为例，随着过去二三十年在商务、旅游、房地产置业等现代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人口流动和活动的激增，西双版纳在上世纪末以前一直保留的汉族、傣族和其他山地民族各占1/3的族群人口格局被打破。当地居民人口规模激增，民族成分日趋多元化。这使原先在当地“板块化”的传统宗教信仰群体结构，呈现出伴随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碎片化、多元化、复杂化格局，非传统信仰型群体的人口数量亦大幅增加。面对这些信仰和体验方式不同、“跨族群性”“跨区域性”乃至“跨国性”的民众，中国南传佛教僧团在为其提供服务的时候，应该注意转变观念，破除原先仅关注传统信仰型群体的比较狭隘的民族观，同时避免形成因为南传佛教的民族特色而造成各民族间的文化隔膜。宗教信仰场域内信众群体的日益多元化，是新时期中国南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现象。中国南传佛教界理应顺应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在共同的佛教文化场域中主动倡导民族平等理念，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南传佛教在构建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中，在发挥自己在多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民族平等，建设民族和谐互嵌型社会等方面，必将大有可为。

处理好“传统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

南传佛教有其鲜明的特色与传统，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如何继承与弘扬这些传统中的积极方面，同时对传统中的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流弊之处汰旧创新，以创新求发展，对那些既符合中国南传佛教自我发展需求，又能与中国现当代社会现状结合良好的合适的结构与模式，已经形成上座部佛教内部体系与外在表现中那些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僧团及信众都喜闻乐见的部分，就应该继承、发展与弘扬。例如，业已形成且运行良好的佛寺“双线管理模式”，以及村寨民众对佛寺的日常供养机制等。

传统不能没有创新，因为没有创新，传统就没有了生命力，只有不断适应社会历史发展中新的环境与条件，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地赋予传统以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实践的空间是巨大的。例如，在南传佛教向社会民众提供的宗教产品和服务方面，是否应该结合现实的市场需求，依据一些不同的特点来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的南传佛教产品与服务？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佛寺级别如总佛寺、中心佛寺、基层佛寺等，不同的佛寺地理位置如城镇区位和乡村区位、边境区位和非边境区位等，以及所面对的不同群体如传统信仰型、非传统信仰型群体、短期参与体验型等的不同实际需求，而提供类型、内容具有差别化的服务，以实现南传佛教更具效度和针对性的“供给侧创新”，使之更符合南传佛教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需求。实际上，因南传佛教信众群体的多元化而产生了南传佛教产品与服务的“细分市场”，成为近年来在南传佛教区域出现的新动向。中国南传佛教对自己所能提供的宗教产品与服务的调适性创新与供给侧改革亦势在必行。

南传佛教僧才的培养，是另一个影响南传佛教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议题。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民众对南传佛教僧团和僧才的要求越加多元化，期望日益提高。南传佛教流布地区对南传佛教的宗教需求结构，已从原先以宗教信仰型需求为主导的单一型，逐渐转变为基于文化体验性如旅游、文化交流等，社会教育性如民族语言文字与社会伦理道德等，精神性如禅修活动等，和信仰性等不同层级的多元型。因此，任何单一型的人才，都难以为现今多元化的宗教市场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成为南传佛教僧团建设重要的方向。

中国的南传佛教文化传统有其深度与广度，南传佛教发展也有其发展历程中的过去与未来。中国的南传佛教顺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实，把握好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脉搏，在不断进取与创新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才能更好地利益众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作者周娅系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