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陈言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张琪 卢昊】编者按：大约一周前，因接连爆出“日本人在华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的消息，日本政府向国民发布了一份在中国“防被抓指南”，详细说明哪里不能去、哪里不能拍。乍听起来有些令人吃惊，但想到日本有“情报社会”“信息民族”等称谓也就释然了。日本人对信息的敏感和依赖、搜集工作之细腻，为外界所公认。很多人都记得，上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公开信息，准确判断我国大庆油田位置、规模的故事。中国是日本的庞大近邻，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搜集信息的主要目标，对于日本学界来说，研究中国也是“宿命之事”。然而，擅长情报搜集和分析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吗？日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如今这依然是日本面对中国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被日本人千百次地放上解剖台

两个月前，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环球时报》记者听了一位日本环境社会学家做的讲座，主题是环境。这位学者在讲述中穿插了他对中国社会日常的细致观察，甚至包括当时的柳絮怎样等。但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授的内容都在随身携带的厚厚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展示数据时他直接拿出期刊和资料实物，而非用PPT。

这位日本学者的举止反映了绝大部分日本人的一个习惯——衣兜里总揣着小本子和笔，一有机会就不停地记……这是日本社会被称作“情报社会”、日本人被称作“信息民族”的重要原因。这种习惯，很多人是赞赏的，但如果与“情报”扯上太多关系，就难免瓜田李下了。特别是安倍上台后，日本对外信息搜集愈发加速。据日方统计，因涉嫌间谍行为，从2015年5月至今，在华被拘留的日本人至少有12人。

香港著名时政评论员邱震海曾在其著作《迫在眉睫》中有这样一段记述：2013年，他主持一个有关谍报的节目，请来台湾前情报人员萧台福。萧说他看过一篇报道，是日本一个商社的职员写了一份报告，被日本情报机关拿到了，内容是“如何跟中国人谈话”。具体是不要到办公室去，下班后找个酒馆私下慢慢聊;要分很多次聊等。最后日本人会将这些零散信息整理出一个整体。萧台福说，如果没有对情报的警觉，不大容易防范日本人，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跟你交往，然后用研究文书的精神整理信息。

关于日本人隐秘而细致的信息搜集能力，最近网上还流传这样一段话：曾经留学日本的蒋介石说：“日本人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很深的‘谍’性。不要小看每一个来华的日本人，他们都有情报搜集的任务，别看他笑脸迎人，很有可能反过去就用情报吃你肉、喝你血。”

《环球时报》记者没查到这句话的权威出处，多名研究中国近代史、蒋介石及情报史的学者均表示没听说过，并认为不像蒋的用词。但同一时期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确实感慨过日本人对华研究之深。“‘中国’这个题目上，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他在《日本论》中写道。

这些言论符合中国人对日本搞谍报的历史印象。1868 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进行改革的《五条誓文》“求知识于世界”，之后日本大规模搜集各国情报，从陆海军到民政、教育和工业，无所不包。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除官方情报机构外，日本还拥有庞大的民间力量，许多民间团体和个人自发进行情报工作。

中国是日本进行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之一。靠着出色的情报工作，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战胜了看起来依然庞大的中国。之后，日本派出更多力量对华进行地形地貌勘测等，针对中国进行长期研究。有日本学者统计称，从1873年到1945年，日本在中国勘测长达72年，动用了最先进的勘测技术。尽管日本在投降之前大量销毁地图，目前美国收缴和保存的日本制作的中国和朝鲜地图仍有约2.5万张。

有一类日本畅销书 传授如何与中国人“谈话”

在现代商业社会，日本民间机构搜集信息的主体是企业。网上有说法称，很多日本公司机构人员访华后都写报告递交给有关部门，这里面其实有很大夸张成分。日本公司的情报搜集基本不依赖个人，大公司会成立“战略发展部”“中国事业部”等;中小企业更灵活，会按需求订阅研究机构的信息资讯，或委托专业机构撰写研究报告。

《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日本公司里的对华信息收集工作，多是由中国员工完成的。一名从事过相关工作的前日企员工告诉记者，“我们每天早上上班先收集当天信息，主要通过搜索关键词从网上获取，内容以经济信息为主，政治信息也需要，因为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往往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然后，我们会按照‘标题＋链接’的形式汇总，发送给日本总部。”

这名员工说，对外他们强调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信息，可这种方式有局限性，“我们还会组织和中国官员、公司、媒体人士聚餐，三杯酒下肚，问问想了解的情况，也不会尴尬。”这也是日本记者常用的方法，所以“共产党相关人士透露”等字眼在日媒中颇为常见。不过，该员工曾因此被中国相关部门“调查”，并促使他决定离职。“既要把工作做好，又好像做了对不起祖国的事，夹在中间很难受。”

提到跟中国人打交道，《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2010年后，随着中日民间交往加深，日本市面上开售很多类似“如何与中国人交涉/谈话”的书。而一本1995年出版的名为《中国人的交涉术》，从最初的1650日元涨到1.2万日元。该书宣称通过讲述与毛泽东等中国政要的交谈方式，向日本人“解密”如何与中国人交流交涉。

事实上，选择中国员工搜集信息也是日企有意为之，有日籍高管透露，“中国公民身份是个保护伞。”而由于贩卖“中国情报”能赚钱，还有日本人定时向客户发送信息，收取“咨询费”。

搜集中国媒体或某些记者的报道也是惯用手法。有次《环球时报》记者就某一问题和日本人进行讨论，对方竟当场从电脑里找出记者的某篇报道。记者惊讶地发现，他的一个文件夹专门存放记者关于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报道。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从中国出差回日本会写报告吗？”面对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反应不太相同，似乎从侧面释放出某些信息。比如，有人很自然地说，“当然要写，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人则有些激动：“不会写，也没义务向日本政府报告”。

日本那段丑陋侵略史 人类学家“贡献”惊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很先进，但因语言壁垒不为外界所了解。这类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是观察和收集大量社会资料。历史上人类学和情报工作有密切关系，日本侵华前，所依据的很多资料，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详细资料，都是其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做的。

据有证可查的资料，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地位的大小兴安岭周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普遍得到军部或治安部的协助或支持，主要围绕当地的民族社会状况展开大范围初步调查和针对具体事项细致调查。日本学者永田珍馨1938年12月参与了伪“满洲国”治安部在当时的额尔古纳左旗实施的调查，他事后回忆说，本来是要调查各民族的状况，然而为了关东军应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专门对大小兴安岭鄂伦春人进行调查。据1943-1944年进入黑河、呼玛河调查的日本学者原忠平回忆，日本军方曾计划建立一个类似只有鄂伦春人的区域以进行集中管理。

当时的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充分发挥源自欧美的团队协作式田野调查方法优势，获得了那一时期中国东北民族社会最基础、最全面的数据资料，调查报告中有非常精确的描述，包括氏族起源、分布、环境、人口与体质、居住饮食、生计、嗜好、性情、语言、教育、民俗、宗教、家庭关系、社会组织与阶层、武器与枪械等，里面对人物的记述也栩栩如生。

目前这些调查资料中存于中国的部分，集中于前身为“满铁”图书馆的大连市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以及黑龙江省图书馆等地。而当时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部分后来成为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如今西锦司、梅棹忠夫、泉靖一等。根据当时调查资料形成的学术成果，如堀内竹次郎的《接触鄂伦春人》(1929)、浅川四郎的《对兴安岭的王者———鄂伦春的理解》(1941)等，目前仍是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迅速拓展，各种海外研究经费大量增加，日本人类学者开始对世界各地开展调查和研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日本学者有机会来华从事田野调查，主要是以“满铁”资料为基础的“重访”研究，还有日本学者开展对中国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

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对异文化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记述，这是正常学术研究，但相关信息一旦被大范围、大规模或有组织地搜集，就需要注意了。当这些资料被政治所需要时，就有了情报意义和价值。

日本权威学者：研究中国是“宿命之事”

尽管有“情报社会”之称，007、CIA、克格勃等是谍战电影中常见的机构和故事，而日本却少有相关场景。日本预测到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军事冲突的时候不多，即便是经济领域，国际社会也罕用日本情报。

日本的公安警察、充当密探的媒体，最擅长的是国内情报搜集及分析。日本的一些媒体在日本的情报能力不小，但到了国外，他们很小心，通常不敢直接去军事禁区拍照、制作相关地图。

过去也有胆大的日本使馆武官直接闯入中国军事禁区的情况，如2002年10月，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天野宽雅因私闯中国军事禁区而遭拘捕。但这种情况不多见，通常情况下，武官通过正式场合与所在国军方的公开交流，获取军事情报，也通过与其他国家武官交换情报，来提升自己情报的准确性。

一名对中国情况十分了解的日企员工十分感慨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在中国人眼中政治经济地位高的时候，从中国方面获取的信息质量也高，但随着日本经济地位下滑，加上日本并不是政治、军事大国，现在在中国获取的信息，质量已经算不上上乘。”原因是什么？是在中日关系进入互不信任的阶段后，日本官员、企业日籍员工与中国方面的交流也变得不太通畅，从中国官员、智库等处拿到的信息也有限。

日本的信息收集98%靠公开渠道。诚然，日本非常擅长信息收集，日企研究所、企划部门习惯尽可能多地订阅各种报刊杂志、研究报告，做成剪报，然后不断更新修正。这种系统性、长年积累的信息，常常让外人震惊，但有了如此细致、系统的信息就能够保证日企、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针时冷静吗？

很多时候人们只能给出一个否定的结论。比如安倍坚信中国经济不久就会崩溃，相关报告提交到安倍那里的，自然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官员腐败问题等，谈中国今后依旧能够发展的报告，很难放到安倍的办公桌上。企业也一样，尽管有非常冷静客观的中国经济报告会提交到企业总裁那里，但受安倍内阁、日本舆论的影响，真正相信中国还能发展的日本企业家不是很多。

《环球时报》记者想起，这些年，日本出版业除了让“中国崩溃论”书籍充斥市面外，也出了一些总结日本战争失败原因的著述。比如1991年出版发行的《失败的本质》，到2017年记者购买时，已经增印63版。该书称，战争时期日本的失败不是没有收集到足够的信息(谍报)，而是战略方针失误导致的。

不少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认为，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现代的中国，对日本都有“参照系”价值，日本可以通过中国更好地认识“自我”。日本的中国思想史专家沟口雄三著有一本《作为方法的中国》，书中称，日本人做中国研究的实质，是把中国视为方法，作为分析和验证日本文化特质的参照物。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也曾说，中国研究对日本社会科学来说是“宿命之事”。

如果日本方面能够经常和中国交流，在对华战略制定上日本该不会如此强调对立。最后2%的信息拿不到，就像水烧到98度依然不能算开一样，日本的信息工作最后还是实现不了真正的准确。很多时候，战略失误正是这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