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的“标本意义”有几何？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曾表示，“炒信”已呈现职业化、专业化等特点，对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危害日渐突出。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出台多项举措予以严厉打击，而此前并未出现“刷单入刑”案例。那么，此案的“标本意义”有几何？

俞潇表示，从案件看，李某组建平台的目的为组织、引导甚至推动淘宝卖家进行虚假交易，对商品、服务进行虚假的宣传，其个人可以从中牟利，主观上显具发布虚假信息的故意，且系犯罪意图的提出、引发者，客观上也由平台会员实施完成发布虚假信息，其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三条规定，扰乱市场秩序，并且达到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罪要件，依法应定性为非法经营罪。

“关于量刑，根据两高有关解释，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俞潇说。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此案并不意味着一般的刷单行为都入刑。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发布虚假信息行为，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李某组织他人刷单、发布虚假信息，并借此敛财，这是他被判刑的主要原因。

“过去打击刷单炒信主要靠行政处罚，但罚款上限仅２０万元，一些不法商家有恃无恐。余杭区法院第一次将组织刷单者判刑，对刷单炒信相勾连的违法违法犯罪行为，势必将形成震慑，进一步净化电子商务环境。”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浩说。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加宁则认为，发布虚假消息是指发布已存在的虚假消息，而李某组织他人刷单属于制造虚假消息，两种行为并不相同。还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判决书生效有１５天时间，期间不排除被告提起上诉的情况，此案后续走向还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