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桥另一边,也是家

如今做得风生水起,但施荣怀对社会工作,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定热忱。

年轻时,花费颇多心血才在家族棉纺织企业中“找到感觉”的施荣怀,并不热衷在其他公职上分心。真正决定为社会事务付出心力,离不开父亲的感染和鼓励。

“父亲不对我们提过多要求,他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做生意之余,多服务社会。”施荣怀的父亲,是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施子清。

因为社会活动广泛,施子清的头衔,多到几乎数不清。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被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聘为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特区太平绅士……众多头衔与荣誉背后,是施子清仿佛花不完的精力,是他愿意扛在身上,关于家乡、关于香港、关于祖国的责任。

施荣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国家的认同、从事商业活动的理念、对家庭的关注、也无一离得开父亲的影响和教诲。

上世纪60年代末,尚不满10岁的施荣怀跟随父母,第一次离开香港,离开“小小唐楼”的家,回福建晋江祭祖。

湿热的罗湖桥以南,施家大大小小却都套着层层叠叠的衣服,准备过关。因为“穿在身上的东西不用打税”,年幼的施荣怀,乖巧地听从父母的安排,一边止不住得冒着汗,一边内心雀跃期待“回家”。

路途多波折,终于踏上家乡村道那一刻,年幼的施荣怀意识到的,却是巨大落差。泥泞的道路,破败的村屋,远不及自己干净和整齐的村民……眼前每一个存在,都在否定着施荣怀曾构筑的关于家乡的美好想象。

不过,即便如此,待足几天的施荣怀,还是打心底里生出了一份亲近和认同,“那大概就是血脉”。他也知道了,为什么父亲关于家族历史一遍遍讲述中,从来没有“福建晋江”的缺席,“这里远称不上好,但这里是我们的家啊!”

自此以后,年纪小小的施荣怀心里也有了确认:晋江是家,香港也是家。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移民热”在香港逐渐兴起,当时每年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都在两三万人以上。施家已是身价过亿的商界新贵,带着一大笔钱移民对于四兄弟来说并不是难事。

“当时父亲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议,他说:如果你们要移民,跟我说一声,我一定接受你们的意见,你们每人也可以带走一笔家产。”父亲的提议让施家兄弟感觉吃惊,那一瞬间,屋子里安静之极。当时的情景,施荣怀至今仍记忆犹新。

其实施子清只是在试探儿子们的态度。

片刻犹豫之后,施家兄弟做出一致选择:“我们不移民,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有信心!”

说起当年的选择,施荣怀脸上满是骄傲。“有很多人移民后拿着外国护照回香港工作、生活,但我们四兄弟始终都是拿着香港特区护照。感情在这里,根在这里,不一样。”

施家全都留在了香港。

后来,乘着国家改革开放春风,受惠于“一国两制”赋予的优越条件,施子清先后在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投资办厂,投资网络遍及全国。四个儿子也分别在地产、投资、贸易、证券等行业深耕。创办于上世纪70年代的恒通资源集团,发展成为一个以进出口贸易、纺织、工业、房地产、证券业为主的多元化企业。

香港与施家企业的发展,也实在验证了施家选择的正确———几十年前,年少的施荣怀到父亲小小的办公室,只能看到四张小小的写字桌。而现在的恒通,已是矗立在香港筲箕湾的一幢独立大厦。站在办公室窗边,施荣怀可以轻松望向远处的海,望向北方的国与家。

2000公里外的闯荡

如今,对温文儒雅的香港人施荣怀来说,合身且舒展的西服可算是“标配”,也称得上是标识。但场景倒转至30多年前的内地,西服带给他的感觉,却并不怎么良好。

1986年初,到北京谈生意的施荣怀,同样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20多岁拘谨青涩的他,在当时一众“中山装”的包围下,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本来就是硬着头皮来的北京”。

1985年,学化学专业的施荣怀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回港。腼腆安静的他,本打算要再回美国深造。但正值施家纺织原料业务处于起步阶段,父亲鼓励他帮忙家族生意。一番“思想斗争”后,施荣怀进入家族企业。

到公司后,施荣怀接到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到距离香港2000公里之外、“陌生又神秘”的北京,谈生意。

“当时真的很紧张,提前两三天就睡不着觉,把到北京找谁,和人家说什么话都写好了。”可出乎意料的是,“我在北京待了一星期,谁都没有见着。这些客户都与我父亲年龄相仿,我打电话过去想约他们见面,他们第一句就问:你爸怎么没来?接着又问:那老大呢?”当年,略带学生腔的施荣怀,是生意伙伴眼中不足以代表家族的“二公子”。

到处碰壁的施荣怀委屈又落寞,临走前干脆去了趟颐和园。一圈圈走在结实的昆明湖冰面上,施荣怀感觉身体冰冷,头脑却慢慢清醒。“我怎么能经历一次挫折,就没有了勇气?”

如今的施荣怀谈起这段经历,焦虑退去,剩下的只有对北京纯粹的感情。“当时来北京谈生意其实不大方便,打不到车只能走路,住涉外酒店,打电话也很麻烦……但它给了我勇气和开始。自那以后,我也一路见证了北京的巨大变化。”

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不气馁的人。不断摸索的施荣怀,终于在1987年做成了自己第一单生意。由他牵线,当时的天津真棉织品公司从韩国进口了一批价值20万美元的羊毛纱,作为中间商,施荣怀净赚15000美元。

逐渐地,施荣怀在家族与内地的生意里,扮演起了“前哨兵”的角色。

1988年,施家同辽宁相关部门合作,到朝鲜开拓市场。交通和生活都很不方便,甚至也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每周只有一次航班……开始时施荣怀很不适应,但经历过谈判方式,财务习惯等重重考验之后,他获益匪浅。

现在提到这些过往经历,施荣怀除了对其中“了不起”的细节如数家珍,更是对父亲不断向内地“深耕”的眼光钦佩不已———上世纪80年代,与内地深度合作的港商并不多。

渐渐地,施荣怀也发展起自己的供应商和买家网络。“他们到香港会直接找我,不再会绕开我去找父亲和大哥了。”施荣怀的商业能力,也慢慢得以施展。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施家企业向内地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快,合作也越来越充分。1998年至1999年,施荣怀接手了家族内几乎全部的纺织原料贸易业务。

“那时候做纺织品贸易这行的,没人不识施荣怀。”当时,已有七八家公司一起在内地市场竞争,但恒通的市场占有率一直数一数二。

细数回归前后企业的发展,施荣怀体会尤其深刻,“我们的家族生意能越做越大,真正得益于与内地的了解与合作,得益于‘一国两制’制度,得益于我们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