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生日是1917年7月3日，到今年7月3日，正好是一百年。”林天民说，“他从小就有远大的报国指向，那时台湾被日本人占领，他每日见到日本殖民者对同胞的压榨、欺凌，都感觉特别愤慨。从他的心底，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正是因为对和平和对祖国的爱，他成为了一名军人。”

“但这就是祖国”

事情可能要从1941年说起，那一年，一个名叫卢道龙的青年正在日本最著名的医学院校庆应义塾读书。这一年，有一个游学的机会要到中国大陆，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他是个生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人，在他看来，只有到了大陆，才能找到自己的根。

但是，这趟大陆之行让他十分震撼。“他从小目睹了台湾人民被日本人欺压，但到了大陆他才知道，原来大陆这么贫穷，饱经战乱，大陆老百姓的生活比台湾老百姓还惨，但这就是祖国，这就是家。”林天民说，“当时他就想，他要参军，要找到中国人的部队，把日本侵略者从我们的家乡赶出去！”

一个初次来到大陆的青年学生要想找到抗日部队谈何容易，卢道龙最终还是没能如愿。他回到了日本，但大陆之行的一幕幕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如何才能拯救自己的民族于危难？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接触共产国际在日本的人士，开始写传单、发小报，做着一个青年学生所能做到的一切进步宣传。

直到1942年，他再也等不下去了。

“他找到自己的导师斋藤老师，跟导师说要离开日本，去大陆，去参加抗日战争。他的导师觉得很震惊，对他说：‘我知道你是进步学生，我自己也是反战的。但是留在日本不好吗？你还有两年就可以博士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再走不行吗？’”

卢道龙的回答是：“我不能再看着日本人残害我的同胞。”

卢道龙的回答让本就带有反战情绪的斋藤老师十分感动，他慨然借出了自己的护照，帮助卢道龙联系到太原的一所中立医院。

于是，1943年，卢道龙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带着美丽的妻子来到了大陆的腹地。他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在技术上很快展现出他的特长和优势。同时，他也一直不忘自己回到大陆的目的，一边继续写日语传单、帮助地下党做工作，一边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为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提供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

“当时的爱国台胞中，有一个名叫林栋的，是药学专家，也是在做为根据地提供药品的工作。有一次日本特高课查到了林栋，林栋就跑去找他，他二话不说就把林栋掩护在了医院里。而这些事在他看来都是‘小事’，从没跟我们提过，直到“文革”时期，林栋站出来讲出这件事，感慨地说：‘是卢道龙救了我的命。’”

频繁的进步活动，让卢道龙也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怀疑。地下党工作人员通知他，让他赶快离开，以免被搜捕。于是，卢道龙再一次抛弃一切，在著名抗日台胞、日后台盟中央名誉主席苏子衡的介绍下进入了解放区。“那时候走得就相当匆忙了，除了必备的东西和医学书籍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抛弃了。他是个近视眼，但是连眼镜都没拿就走了。”林天民说。

进入解放区之前，卢道龙需要起一个化名。他不忍抛弃旧姓，便与妻子林琼琚互换了姓氏，琼琚改名卢莉，卢道龙则改姓林。他给自己起名叫“思平”，意思是思念和平。

带着一颗思念和平的心，林思平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个台湾青年与人民的党、人民的军队一道，成为那个年代辉煌历史的一部分。

人民的天地

“父亲没事的时候，总是会给我们讲在根据地、解放区时的事，后来很多老八路也常到我家，跟我讲父亲那时候的趣事。爸爸参军时普通话还很不好，一着急连话都说不出来，或者迸出台湾家乡话。大家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说：‘你是中国人，中国话你都不会说。’他就会红着脸反驳说：‘台湾话也是中国话！’”林天民笑着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但解放战争随即爆发。随着两军在华北平原白刃相搏，林思平真正拿起枪走上了战场。“其实他要去，领导都是不同意的。因为那时候咱们部队很缺乏外科人才。好多人跟他说，你一个文弱书生，又不会放枪，非得去前线做什么。他说：‘战士在前线拼命，作为医生我当然要去，一旦有了伤员，我好第一时间为他们救治！’”就这样，林思平随解放军一路征伐，连时任华北战区司令员的刘伯承，都曾是他的病人。

“大概是1949年的事，当时华北军区卫生部突然通知他，让他准备手术，且由当时华北军区卫生部的部长钱信忠给他做助手，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手术肯定不一般嘛。他做好准备上台一看是急性阑尾炎，15分钟就把手术做完了。后来钱信忠问他：‘你知道刚才你在给谁做手术吗？’我爸爸摇摇头，钱信忠才说：‘是刘伯承司令员。刚才没告诉你，怕你紧张。’我爸爸淡淡地说：‘给谁做手术都是这样做。’后来，爸爸也没跟我们特别提起过这件事，也是别人跟我们说，我们跑去问他，他才说的。”

或许对林思平来说，更快乐的，莫过于挽救病人的生命。

1949年4月，解放战争太原战役中，解放军一位野战军团长被流弹炸伤了左腿，抬到前方手术站的时候，这位姓雷的团长因为失血过多，左腿已经没有知觉，连护士给他换药都不知道疼了。雷团长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都没得知觉了，还打什么麻药，快把这腿锯了吧!”林思平仔细为他检查了伤口，发现他虽然骨头断了，但动脉血管贯通，于是耐心地一点一点取出弹片、把骨头接好，又缝合了炸开的肌肉及伤口，然后用石膏固定，将病人转到后方继续治疗。几个月后，被好多人认为注定保不住左腿的雷团长可以拄拐慢慢行走了，他十分感激林思平，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本书送给林思明说：“有一年我肺部中弹昏迷，一个医生救了我的命，他送给我这本日语字典我一直珍藏着。他的医术跟你一样高，我又不懂日语，这书我就送给你吧！”林思平接过书一看，扉页上赫然写着“卢道龙”。林思平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卢道龙呀！”这位爽快的四川汉子又惊又喜，拉着卢道龙的手说：“你这是第二次救我的命了！”说罢，从内衣中掏出一把精致的德国制左轮手枪送给林思平，作为永久纪念。

不能说的秘密

对于林思平来说，前往大陆抗日是一条寻根之路，一条追寻梦想之路。但是，对于妻子林琼琚，这条路就更复杂、更艰辛一些。林琼琚出生在台湾著名世家，从小养尊处优，若林思平没有来到大陆，他们无论在日本或回台湾，都会过着无忧的生活。但是，一切当林思平决定回国抗日时就改变了。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四处征战，林琼琚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天民咬牙跟随。“连我的林明美姨姨都说，妈妈这么个千金小姐，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

林天民说，两岸隔绝之后，母亲再没有机会回乡。这份浓浓的乡愁，她更多是留给了自己。只是偶尔全家一起吃饭，母亲会怀着淡淡的愁绪说：“唉，当时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口很多，我们坐一桌，佣人坐一桌。”

而在林琼琚心中，还深埋着一个秘密。“我们都知道不能提，一提妈妈就要哭的。”林天民说。

那就是天民的哥哥，林琼琚的长子宽民。

“那是1944年的事，那时爸爸已经在大陆的医院工作，台湾传信来，说爷爷过世了。我父亲是十分孝顺的，当即决定全家回去奔丧。但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飞机票买不到，船票也只剩一张，父亲只能把母亲和刚满一岁的哥哥宽民留在东京，独自回台湾。然而辗转近一个月，当他从台湾回到东京，哥哥已经因为小儿肺炎去世了。”

说到这，林天民忍不住把眼镜拿了下来，甚至忘记了拿纸巾擦掉满脸的眼泪，一声长叹，屋内寂静无声。

“然而即使是这样，父母亲还是决定，要返回大陆，继续和祖国、和人民站在一起。”林天民说，“只是哥哥宽民的事，成为我家的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没人能承受说起这件事的伤心。”

今年是林思平诞辰百年，怀着对父亲的无限思念，林天民编纂了画册《百年林思平》。在这本画册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是林思平为孩子们拍摄的照片。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战争时期，林思平仍然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了大量影像。多年之后，在给子女的信里，他还会时常回忆起他们幼年的时光。“我知道，父亲是非常爱孩子的。但是，如果战争一直持续，日本侵略者、殖民者不被赶走，没有人的孩子能无忧无虑地成长。我想这也是爸爸希望告诉所有人的：和平是最宝贵的财富，祖国是永远的根。”（记者 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