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教育是植根于本国土壤的创造

记者:您原来学习历史,什么机缘让您走上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道路?

周洪宇:1982年1月,我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至本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当年5月起开始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至1985年《全集》出版,这段经历,使我的专业与工作有了结合点。它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完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学术转向,使我走上了陶行知研究之路。

我30多年的陶行知研究经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82年至1991年十年间,我用近四年的时间专注于整理资料、编辑《全集》,再是先后跟随董宝良、章开沅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段时间可说是为我进入陶研工作打牢根基的十年。

1991年博士毕业至2010年,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教育学说》、《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三本书。

2010年至今,是我在陶研领域成果的爆发期,近七年时间,以每年平均两三本论著的速度出版20年积累的成果,出版了当年的博士论文《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大传》、《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和英文传记《ChangingtheWorldthroughEducation:theLifeofTaoXingzhi》等专著,主编出版《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八卷本)等,此外近期还将陆续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增补本)、《陶行知年谱长编》(三卷本,150万字)、《最后的圣者——陶行知新论》、《陶行知学通论》等。这得益于三方面:一是前期扎根沉淀,打牢根基之缘,一是中期沉潜运思,谋划突破之故,一是正遇教育改革攻关之时,凡此种种,成为近期大批成果呈现的助力。

记者:陶行知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洪宇:陶行知立足国情,既反对“沿袭陈法”,又反对“仪型他国”,他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学说理论。

生活教育学说以“生活”为逻辑起点,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三大基本原理。

同时,他还提出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创造教育、终生教育等具体主张,撰写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等大量教育论著,培养了李鹏、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戴伯韬、张宗麟等大批杰出人才。

陶行知充满教育激情,满怀教育救国的理念和追求,从1917年秋回国到1946年7月去世,30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教育实践。除了早年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各种被视为开风气的教育改革,还开创性地创办了从基础教育、师范教育到职业教育甚至到成人教育和终生教育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后来都成为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知名学校。例如,陶行知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市郊老山脚下创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便是全国乡村师范学校的滥觞,并被纳入当时教育部正式学校体系,此后各地以此为样板纷纷设立乡村师范,都学习陶行知办晓庄学校的经验,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则。

记者:当年陶行知如何参与国际教育交流,他对国际教育有何深刻的认识?

周洪宇: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形态。他希望中国的教育改革能够融入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大潮之中。1922年,陶行知专门就中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发表了《对于参与国际教育运动的意见》一文,表达了他对现代教育改革国际化的认识。

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十分落后。但是,这并不影响陶行知对现代教育国际化的正确理解,他从不认为教育的国际交流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只有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资格。他确信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是植根于本国土壤的创造。虽不能移植,但需要相互学习交流。陶行知指出国际上召开这种会议一般应当完成两项任务——其一是各国教育的交流,其二是解决教育的国际问题。

陶行知身处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他肩负着探索发展中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这种特殊的环境,使他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十分关注,而且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也很重视。他在几年时间里走访了很多国家,拜见了很多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豪。

陶行知在引进现代教育的活动中,采取兼采众长的态度,他学习外国现代教育思想和经验的做法,正是将现代教育视为世界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