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销联盟成立前几年，找到凌云的求助者，只需支付他的往返车费和住宿费用。到了2010年，随着反传销志愿者增多，凌云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于是开始向求助者收费。收费标准根据距离的远近来定。

在蒋德胜那里，收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面对条件好点的求助者，会收取几千元的费用。如果对方条件一般，通常只要求对方承担差旅费和住宿费。

王免称，在2012年至2015年之间，“讨债”盛行，很多反传销组织按人头算，如果一家人陷入三五个人，提成就会很高。

张东认为，讨债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解救南派传销受害者的时候，“北派是暴力传销，交上去的钱不到20分钟就被瓜分掉了，不可能讨回。”

针对前述收费的说法，李旭反驳说是恶意中伤。“因为反传销协会是民间机构，没有经费来源，求助反传销协会到外地的解救劝说需要承担两三千元左右的差旅费，对带到北京协会总部劝说的求助者，协会可提供食宿等便利，并承诺不收取差旅费，求助者可在劝说完以后凭自己经济能力自愿捐助。” 

10年下来，李旭的反传销协会从刚开始起步的几名工作人员发展到现在的专职工作人员有30人左右。他的电脑里存放了上千份劝说和解救传销人员的视频资料。在他的办公室墙面上，挂着几十面求助者送来的锦旗。

在凌云的反传销志愿者联盟网站上，注册人员超过一万名，具有专业反洗脑解救能力的志愿者20多人。凌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宣传预防传销知识、解救传销人员、劝说引导传销人员、法律援助、打击传销团队、传销醒悟人员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创业扶持等业务。

尽管联盟逐渐壮大，凌云也认为自己的身份尴尬，“不是国家批准的组织，不管走到哪里，寻求执法部门支持的时候比较困难；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我们了解也不多，被人怀疑是骗子。”

在李旭看来，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比较高，处罚比较轻，取证非常困难。政府层面打传销办以批评教育，遣散为主，精准反洗脑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据李旭了解，2006年民间做反传销的只有几个人，后来慢慢增加到“十个八个”专职的。现在专职的粗摸估计“一百个都不到”。有的建个网站就开始干反传销，有的组织很混乱，收费很随意。

凌云也认为，反传销行业门槛低，“越来越多人加入反传，不排除有人冲着赚钱来的，有些收费很高。” 

事实上，缺乏合法身份、行业标准的反传销行业，其收费方式、解救与反洗脑手段都游走在法律的边界上。

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立伟看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成立社团组织应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认证和登记备案，才能取得合法社团组织的资质。因此反传销组织是否合法、收费是否合法以及反洗脑过程中可能涉及的限制人身自由行为，都存在争议。

吴立伟建议，有关部门或者立法机关应该考虑制定公开的、合法的执行体制，设立反传销教育的标准，否则“传销组织涉嫌违法犯罪，反传销也可能涉嫌”。

传销人员被控制在路边。视觉中国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