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十兄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经世致用”是父亲黄嵩龄一生信奉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也是他教育13个孩子（其中10个长大成人）的准则。在变化无常的生活中，他倾其所有地培养我们。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重男轻女，但他对女孩一样看重，要求我们有一技之长，经济独立，婚后不靠丈夫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在政治、水利、医学、军事、教育、工业、天文、音乐、文学等不同领域发展，大哥黄谦益、二哥黄建勋、三姐黄式坤、六哥黄震廷、十哥黄伯飞，堪称出类拔萃。

大哥黄谦益：海珠桥的设计者

我大哥黄谦益，1893年出生。上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业是“城市与海港设计”。

他在美国学习期间，有规定要求华人只能在唐人街居住。当时旧金山的唐人街缺乏医疗设施，华人就医很困难。大哥向当地的中华会馆呼吁，要建立华人自己的医院。经他倡议、设计、监工，后来真的在旧金山建成了中国人的第一座医院，叫做东华医院，大哥担任院长。如今，在这家医院里还有一块石碑，记载着黄谦益的事迹。

1929年，黄谦益回国，担任广东省珠江水利局的总工程师。珠江有三条支流：北江、东江、西江，每年雨季，洪水泛滥成灾。黄谦益重新设计、引导河道，挽救了许多人的财产和生命。

珠江横穿广州而过，阻隔了广州市中心到河南区的交通，上世纪30年代，大哥监工修建了一座跨越珠江的海珠桥。这座桥的设计非常巧妙，每逢大船通过时，桥面可以翘起来。遗憾的是，后来广州解放，国民党败退时，将这座桥炸毁了。

抗战期间，黄谦益担任盟军陆军的联络顾问，制定战略方案。他有很丰富的地理知识，且懂得英语和岭南多地的方言，所以在军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士兵，训练他们使用美国枪械，并深入敌后抗击日军。1946年，身在广州的黄谦益收到从美国邮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杜鲁门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获得这个奖的中国人大约有50个，他是其中之一。

1988年，大哥黄谦益在美国去世。

二哥黄建勋:孙中山英文秘书

我二哥叫黄建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二哥回国后追随孙中山，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大本营盐务署署长。1925年，他陪同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弥留之际，二哥与二嫂伍智梅一直陪伴左右。孙中山逝世后，他负责起草了讣告。1926年，二哥黄建勋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

我的二嫂伍智梅，是辛亥元勋伍汉持的女儿。伍汉持是孙中山的挚友、同盟会会员，他敢想敢说，辛亥革命后，他是国会议员，在国会大骂袁世凯，袁世凯怀恨在心，在天津将他暗杀，被誉为“民国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去世时，二嫂只有14岁。她很崇拜她的父亲，个性也与她父亲相似———独立、果敢，勇于仗义执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起了女性的崛起，这年秋天广州成立了“广东女界联合会”，旨在“联络女界开启其自觉，灌输新的知识，提倡经济独立，注重妇女教育、注重道德”。二嫂是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她也身体力行，是现代妇女的榜样。1920年初，在“广东女界联合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广三铁路局的局长开始聘用40位妇女担任售票检票等工作，这是第一批成为职业妇女的广东妇女。她们做得很出色，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

在和我二哥黄建勋结婚后，二嫂虽然有自己的事业，但她以我二哥的事业为重，帮助和支持二哥。二哥去世后，二嫂将4个孩子寄养在娘家，全心全意为事业努力。她筹建了中山图书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1924年，她与何香凝等人筹建了广东平民生产医院，这家医院在一年之内就为近万人治病。她还与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

1950年，二嫂经香港去了台湾。她走的时候，宋庆龄和何香凝发电报劝她回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但是未能如愿。在台湾，二嫂曾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等要职，主持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台湾的医疗界举行会议，二嫂在台上发言，讲话的过程中情绪很激动，讲话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病发猝死。她去世后，蒋介石特地颁发诔词“尽瘁流芳”。

三姐黄式坤：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影响了一批青年女性

我的三姐黄式坤，出生于1897年，那个时代，女孩子很少有人出去读书，即便读书，一旦物色到合适的夫婿，马上嫁人成为家庭妇女。父亲黄嵩龄思想开明，反对女儿缠足，更反对女儿成为旧礼教的牺牲品。三姐15岁那年，父亲让她独自在广州学习西医，希望她能有一技之长，经济独立，不靠男人养活。受父亲影响，三姐从小很独立，而且比父亲的期望走得更远。

1921年，她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医。在法国，三姐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建人之一袁振英。

1924年，三姐从法国回来，我们都很钦佩她。那时候，三姐还成为一批女青年求上进的榜样，我们的台山同乡雷洁琼女士，晚年谈到我三姐时就说：“看到她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主持公立医院妇产科，帮助女性解除痛苦，我深受启发。后来我志愿到美国留学也是受她影响的。”

三姐一生命运坎坷。1928年，我姐夫袁振英，因为“共党嫌疑”被军阀陈济棠投入监狱，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之际，一位亲戚陪同三姐前往，三姐受到沉重的打击。幸运的是，死刑并未现场执行。再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姐夫被改判软禁，最终被释放。

姐夫蒙难期间，三姐以一己之力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但她的精神备受煎熬，此后日渐失去勇气和锐气。

三姐晚年，因为受到姐夫牵连，从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沦为衣食无着落的老人，一度陷入抑郁。上世纪80年代初，三姐随她的大儿子定居美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在美国期间，她给我们写来的家信中曾提到：“我每天看《人民日报》，知道中国在改革，这些成就让我为祖国的进步感到欢欣。”

六哥黄震廷：德国柏林大学高材生，沉默寡言的家庭守护者

我六哥叫黄震廷，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先后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秘书。1946年升至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风云席卷而来。六哥认为自己当初参军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而今打内战，杀害同胞，违背了初衷，便辞职回到广州。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还年幼，父亲去世没两年，母亲也去世了。父亲生前表示，希望六哥能照顾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所以，六哥回到广州，担负起了照顾我和弟弟的任务。

六哥在广州从事中学校长职务多年后，调入中山大学德语系任教。他读书看报，努力跟上新形势，帮助家中弟妹顺利度过人生的重要关卡。十年“文革”动乱中，他以平静的心态对待各种复杂的境遇，我从来没听他发过一句牢骚。

六哥年轻时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但他一生几次错位，没能施展抱负。他早年在柏林大学读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在贫穷的中国用不上，只好改教德语。改革开放后，学习外语的人多了，六哥编写《中德音素对照表》，文稿寄到出版社，却被退回。六哥年轻时，一表人才，很多人给他提亲，可是因为怕自己的经历连累别人，他都拒绝了。

改革开放后，我七姐和十哥回国探亲，邀请六哥去美国定居，六哥不肯，他写信给我说：“我并没有这种企图，如想，那早在1946-1949年就去了。德国也有人叫我去。当时的想法，一觉得中国共产党已将统一中国，国家有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看到中国富强起来，这是一生的愿望。二看到三姐和你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因此留下。现在国家又在蓬勃发展，出去干什么？”

十哥黄伯飞：美国耶鲁大学老师，一生致力于创作中国古诗词

我的十哥黄伯飞，1937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曾任香港《国民日报》总编辑。1947年十哥赴美深造，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书，后执教于耶鲁大学。黄伯飞在斯坦福读了一年书，便没有钱继续读了，不得不开始工作。但他始终不忘学业，在50多岁的时候，终于完成毕业论文，获得斯坦福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

黄伯飞幼年时，正值父亲在广州任粤汉铁路粤公司协理与省议会议长。那时候，政局混乱，父亲志向不得施展，睡前常在苦闷的情绪里吟唱古诗词。在父亲的吟咏中，十哥黄伯飞潜移默化，小小年纪便能吟诗，还跟着父亲读了四书五经。执教耶鲁期间，他常创作汉语古诗词，并尝试用英文写出汉语古诗词中的意象，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在教学过程中，还撰写出版了二十几种汉语教材。

中美建交初期，美国教育部派代表赴北京高等院校交流汉语教学经验，黄伯飞任副团长，这是他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到祖国。在工作之余，他与留在国内的亲人短暂会面。从那以后，我与十哥常有书信往来。

1985年，黄伯飞在耶鲁退休，校方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不少学生也从各地赶来参加。那期的校刊以十哥为封面人物，内有学生撰写的文章《凌越时空限制的诗境》。接着有人匿名捐赠20万美元在学校设立两份“黄伯飞奖学金”，以表彰他多年来为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本文整理者李忠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彬为黄嵩龄外孙、江苏省政协委员、民进江苏省省委委员、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高职院和继教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