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质蟋蟀罐

此前，宣德朝之器物有两大谜案，一个是宣德炉，一个就是蟋蟀罐。两者都是见诸史料，却少见实物传世。传世的宣德炉，没有能够坐实为宣德时期制作的；而瓷质蟋蟀罐，不见于故宫明代瓷器遗存，整个清朝，都很少有人能得缘一见。

就当代而言，此前也仅见于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之著录，系一件残器，缺盖，乃青花器，外壁饰青花牡丹纹，宽圈足近于平足，罐底有双圈“大明宣德年制”竖排两行青花款。

明代彩泥镶嵌蛐蛐罐

直至近年，才有香港佳士得于1989年拍卖过一只黄地青花瓜叶纹蟋蟀罐，纹饰与宣德器一致，但无款。

直至1982年、1993年，景德镇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于珠山路、中华路分别出土了瓷器残片，从而揭示出明代早期御窑厂的遗存，发现一大宗被人为砸碎的蟋蟀罐遗物。有关情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新园先生，在其《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中作了详细报道，证实了民间以及野史记录的明代赏玩蟋蟀的史实。

笔者认为，此类瓷质蟋蟀罐并不是斗盆，亦非养盆，而是用于运输蟋蟀的容器。

蟋蟀在运输的过程中，难点在于保潮和喂养。瓷质盆不透气，作养盆是极大的弱点，但于运虫却是优点。当日养虫亦为陶盆，从今日传世的明代陆墓所产陶盆看，与今日的南盆区别不大，多为薄壁，这种盆因其壁薄，透气性较好，很适合南方较为潮湿的气候特点，但不好处也在其壁薄，保湿、保温性都较差，如果以此盆运虫进京，一路向北、渐入北地，则湿度不断降低、而温差日复加大，蟋蟀的死亡率会变得很高。即便今日，南方虫友来北方收虫，也很少有人将瓦盆用作带虫器具，所使用的仍为瓷质小甏。瓷质盆罐下层要填土，要有一定湿度，瓷制品不透气的特性可使小甏数日不干，即便不喂水，蟋蟀也不至于干死。南方虫友盘桓山东十数日乃至更长，所使用的也都是瓷罐，今日亦然。南盆盆底基本不捶土底，这是南盆定形之初就已经设定的。从养虫的角度看，捕归直接入陶盆是不利的，盖因蟋蟀乃土虫，出土日短，得土气未全，一般养家也会故意在土底盆罐中豢养数日，再洗澡，移入陶盆饲养。土养也是应有的程序之一。

再则，瓷质罐较薄壁陶盆质地坚致，不易破损。运输过程总不免要搬动，运程倘为数日，则不免要投食。但每次揭盖，都是一次巨大的风险。明代笔记、小说中就有因为蟋蟀逃逸而导致家庭悲剧的记述，引发了后世蒲松龄写出了著名的小说《促织》。

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高9厘米，这个高度较之清代北方蟋蟀罐要低矮。之所以如此，可能也和运虫的需求有关。此罐一经填加土底，内部空间缩短，蟋蟀立于盆中双须可以碰到盖子，这样蟋蟀就不会因为不知深浅胡乱蹦盆而导致碰破头或其他伤残。

再说过笼。正常情况下，一般养家是不会使用瓷质过笼的，其凉且滑，于虫不利，尤其到中秋后，是万万不会使用瓷质过笼的。通常情形下使用过笼，在早秋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相对于较深的虫盆而言，蟋蟀爬到过笼上，有了这个高度就可以感知到上面有顶，则不至于乱蹦；对于捕归就已经断须的虫一般则采用较矮的盆，加上过笼，即便须短，亦能触顶，目的是一样的。

使用瓷质过笼有明显的优点，一则质重，平放或是略微嵌于土底，则不宜滑动，不至于挤伤或是扰动蟋蟀；再则，长途运输，如果提前投好水食封盆装运，湿气不散，陶制过笼会吸潮，反而于虫不利，这时瓷质过笼的缺点反而成为了优点。但不是每个都需要，只有断须的蟋蟀需要这个设备，长须虫则无需安置过笼即可探知顶部。

从瓷器烧造的角度讲，过笼这类琢器，烧造难度要大于拉坯成型的圆器，但是从景德镇出土情况看，过笼仅一例。这批瓷器之所以被毁，主要的原因是质量有瑕疵，按说，过笼出质量问题的概率要大于蟋蟀罐，至少不小于蟋蟀罐，但过笼出土很少，说明过笼的烧造量本身就少，与蟋蟀罐的产量不匹配。这也间接说明，这类蟋蟀罐与过笼不像常规所用器物，必得一一配齐。

长江与大运河相通，景德镇烧造的瓷器运抵苏州，装入蟋蟀后再入京，可以视为一种统筹，是可行的。黄仁宇据《大明会典》所载数据统计，有明一代，烧造瓷器最多的一年为1433年，即宣德五年，共烧造443500件，这中间，很可能就有蟋蟀罐数千件。而宣德帝对皇家定制管理极严，余继登《典故纪闻》载，宣德时期曾有负责瓷器烧造的宦官，就因为将皇家产品分给亲密朋友而被处死。故今日民间所见传世“大明宣德年制”瓷质官款蟋蟀罐基本可以断定是仿造的。

（本文节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斗蟋小史》，作者系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杭州市蟋蟀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