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1915年－2012年）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名誉主席与会长、名誉会长。他所倡导的“中国教会中国化”、中国神学思想建设、“上帝就是爱”的神学诠释，一直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重视。时逢丁光训去世5周年、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开展19周年、宗教改革运动500周年，重温丁光训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言论，可使所有关注“中国教会命运”的海内外人士反思：这位饱经历史风雨的长者，是否比其后辈更谙熟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他对“中国教会的处境意识、神学思考与道路抉择”的不懈探索是否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处境意识：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

在中国教会有一句话耳熟能详：“神学是教会在思考”。这句话是否源自中国基督教界，或是否由丁光训率先提出来？笔者未做专门考察，但可以肯定，丁光训的神学思考就是如此——他并非“为了当神学家”，而是“为了中国教会”来进行思考。诚如这样的评论：“丁主教是一个有很强使命感和事业心的人。作为教会领袖，他的一生，与中国教会的命运密切相连；他在不同时期的所思所想，反映了中国教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教会的回应。”

中国教会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什么呢？若从那时全面考察丁光训的中国神学建设思想，我们可以断定，他自始至终最关切的问题就是：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当然，这个问题并非他个人的看法，而是来自中国教会的普遍关注。

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那是“文革”结束而步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督教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丁光训在“开幕词”中甚为感慨：大家深切地体会到，现在的确不同于解放前了，“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由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丁光训接着提出了三点看法：“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教会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今天看来，如下两段段论述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基督教要在新中国存在下去，光靠国家的宗教自由信仰政策还不够，还必须同中国人民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从一个洋的宗教变为中国自己的宗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它提倡中国基督徒发扬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同祖国同胞走在一起，想在一起，投身祖国的事业。

今天，中国基督教已经不是外国传教差会的附属物，而是中国一部分公民出于对基督的信仰和热爱而自己组合起来，带有中国特征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不以欧美基督教为准则，但不是排外的。我们肯定基督教的国际性，但是我们中国基督教要摆脱它的殖民地性质，不做外国基督教的复制品，同祖国人民的事业不再游离、疏远以至对抗，而和祖国人民走在一起，植根于中国文化，形成一个中国的自我，一个中国的实体，才谈得上对世界基督教有所贡献。

丁光训还说过，“在努力办好教会的过程中，同工同道们必然开始自问也互问：什么叫‘办好’？办好是不是一切恢复解放前或文革前的原状？是不是以别国教会为模式来办我们的教会？我们逐渐意识到，我国神学思想建设是办好我国教会的一个十分必要和根本的课题，是建设教会的一个重中之重……这样，我们给办好教会提出了最关键的任务——建设神学思想。我们三自爱国运动的五十年史也进入了它最高、最关键的阶段，就是第三阶段，神学思想建设的阶段……我们的前瞻和远景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它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能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这样的神学将受到国人特别是知识界以及国际基督教的重视和倾听，他们将乐意于和我们平等对话和交流，不再轻视我们而说：‘中国没有神学’。”

道路抉择：一条适合中国的新路

我们还可以发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初期，丁光训就开始阐发“中国教会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关于“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相继指出：

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只要中国人民认为基督教是一件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期望人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普世的绝对的主。同时，假如我们不珍惜本国的特征，那么，我们对普世教会就必然无所贡献。

为了让我们中国的教会能给普世教会带去一些灵性财富，从而丰富普世教会对基督的崇拜和认识，我们的教会也不能一直总是其他教会海外传教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它总得成为真正中国的教会，进入国际教会之林……它应当中国化，就像澳大利亚教会澳大利亚化一样。

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

在笔者看来，以上早期论述中有这样几个关键概念特别值得重视：“普世教会”“本国特征”“中国特点”“真正的中国教会”。我们可以紧扣这几个关键概念的内在逻辑联系，围绕下述“三组问题意识”来深入梳理丁光训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论证。

普世教会与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

普世教会与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是丁光训论证“中国教会中国化”的着眼点。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如下看法：在有些圈子里，“让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问题是不能谈论的，因为这会以“世俗的、政治的内容”破坏“基督教会的超国家性质”。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一代基督徒那里就出现了。那时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但最终决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犹太教的律法习俗。这一决定对整个基督教史乃至世界史有重大影响。使徒保罗“不是因守律法、而是因信称义”是大有解放作用的，即此后基督教不再作为犹太教的一派，而是自由地同其他文化进行对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宗教。

上述问题一千几百年后在中国又发生了：由于基督教已成为“西方的宗教”，当一个中国人入教时，他是否也得像一个西方人呢？“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呢？明末清初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比较尊重中国文化，愿意吸收若干中国的内容。这种做法在当时比较能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在罗马教廷的压力下，一些后来的传教士以保卫“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为名，对中国民族文化采取敌视态度，终致康熙皇帝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有民族觉醒的国家。19至20世纪发生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反对基督教信仰”，不如讲“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这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问题。因此，许多中国基督教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说到这里有一点值得反省，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的宗教，是由于一些有远见的人们在神学、灵性和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敢于用西方文化条件为媒介来表达“上帝的奇妙作为”，从而使基督教获得了“西方的自我”。可叹的是，当基督教进入现代并传入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其“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由此可见，每当教会进入新的处境或新的时代，如果文化制约其发展，教会变革就势所难免。

总之，丁光训是这样辩证地理解“普世性与特殊性”的。

经典启示与伦理道德的神学建设路向

谈到“中国化的基督教”，丁光训一向强调：“我们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吸收中国民族文化”。那么，如何做得到呢？他的主要答案就是：彰显上帝之爱，注重伦理道德。当然，如同其前述诸多论点，丁光训的这一主张也是“立论于经典理解”与“立足于中国国情”并举的。

在整本《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高举伦理道德的经文极多。高举道德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优势之所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道德礼仪之邦。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讲伦理道德比讲天堂地狱更令人欣赏，令人愿意听听宗教有以告人的消息。

关于经典启示与中国国情相联系，丁光训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许多论述。比如，丁光训在“基督教全国两会纪念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指出：我们的神学思想工作应当重视处境化，重视伦理道德，我们应当加强服务项目，激发基督徒的爱心和人道主义感情。基督教是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宗教，《圣经》里爱人之道和社会公义的内容占有极大的篇幅，我们要让伦理道德在神学建设中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就我国基督教现状而言，神学处境化的起步点即在于，恢复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内容。今天教会里还存在一股贬低伦理道德的风气，认为谁探讨伦理道德，就是贬低福音，甚至利用“因信称义”来为个人的行为保险，无论好坏都无所谓。这太离谱了，滑进了“以信废行论”的异端。

丁光训在《今天我们向吴耀宗先生学习什么》一文中还提出，加强（社会）服务和神学思想上的处境化和伦理化，是互为表里的，是行与信的统一，也是行与知的统一，是基督教信仰应有之义，是爱国信徒的愿望，也是教会在我国处境中更新自己和见证基督的需要。

中国教会的特点与神学思想建设目的

中国教会及其神学思想建设，“要走出新路，一条适合中国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这是丁光训一向怀有的坚定信念。在他看来，这一新的道路取决于中国教会的普世性与特殊性，特别是中国教会的历史与现实处境。自上世纪80年代，丁光训就潜心于这一问题：中国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但它属于哪一部分呢？按他的回答：中国教会既是“普世教会中的年轻部分”，又是“处于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现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时至上世纪90年代，关于道路问题的成熟思考见于丁光训所著《怎样读圣经》的结语部分。中国基督教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去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极为落后的国家，是西方国家的传教区，没有做到自治、自养、自传；二是，今天处于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同时具备这两个特点的教会，我们中国教会堪称“历史第一”。下述鲜明的论点令人感到丁光训的问题意识与道路信念跃然纸上：

拿整个中国教会来说，今天的关键点在哪里？这一点就是教会的自我栽培，就是使基督的一个自治治得很好，自养养得很好，自传传得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为要在中国把信徒们建立为主的身体，我们就必须效法使徒时代的优良传统和严重教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

2003年，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启动5周年之际，丁光训与教会同工一起思考：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目的究竟何在？他明确表示，他所希望目的很简单，我们中国基督教需要一个大的变化，我们要真正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中国教会：能够帮助我们中国教会里的信徒爱国爱教，都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很光荣；我们的神学思想要建设、要提高，使得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变成“很有人性、讲道理、讲道德，为上帝所喜欢、也很喜欢‘爱的上帝’的教会”。这或许要经过几十年，也许要更久。但目的不过如此：“就是要改造我们中国基督教，要把我们中国基督教改造成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广大人民的需要的基督教”。

（作者张志刚系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甘肃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