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

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

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

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长为4.4年。毕业四五年后，多数年轻人将走向安家落户，或是选择离开的十字路口。

徐曦开始衡量，自己的选择是否值得。当年的大学好友基本回了大陆，香港本地朋友总隔层纱，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馆吃碗面，有时因为工资低，只能点最便宜的。

父亲在电话里和她叹气：“不管在香港还是回上海，我们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来吧。”

专家李家华发现，和20年前不同，现在人们不再把频繁更换工作，甚至跨越行业、城市当成丢人的事儿。这表示国内职场日趋成熟，是不用大惊小怪的“新常态”。

“年轻人离职率高是全世界的趋势。美国人一生平均换7.5次工作。”李家华说，从经济角度上讲，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发达国家，工作灵活多变，跳槽机会多是发展的标志。从个人发展角度去理解，“人们每个阶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终的工作能涵盖的了。”

一位和徐曦、赵旭同年毕业的女孩觉得，换工作是个无所谓的事儿，因为“工作机会到处是，不难找”。第一份工作离职时，恰巧是春节，她独自一人去拉萨过了年。在旅店洒满阳光的屋顶上，她拿手机发了几个微信，投了几份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谈”的回复。

赵旭又动了换工作的念头。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她开始在周末加班时，羡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阳光和大海”。领导确实充满活力，却也“全是套路”。“每次说一堆体己话，灌鸡汤，但最后一定有句‘虽然累，这个还是要完成’等着你。”

加班似乎没有尽头，她开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在大学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顺手写个辞职报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辞职报告删了，抹把脸去上班，多擦点粉底，“开始新的循环。”

赵旭暂时没辞职，她每天浏览手机里的求职软件，打算看准机会就离开。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闲，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适中。”

这是个挺难实现的目标——在中国，80后和90后占据了加班总人数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深圳和广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点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那就一直换，换到满意为止。毕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赵旭说。

有句话，赵旭从没和领导坦白：“工作是没变，可我对生活的认识又变了啊。”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从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王锐不接受，“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讥讽他“眼高手低”“没担当”。

王锐很恼火，“她就比我大两岁，凭什么？”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换了工作去天津，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工资只有六七千元，还没上份高，可头衔是“营销总监”，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直接对老板负责，这让他很受用。刚入职时，老板和王锐吃饭、聊天，谈“宏大的商业蓝图”，王锐觉得，感觉对了。

可工作出了问题，老板拍桌子、摔手机，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王锐觉得云里雾里，“你头一天还拿我当哥们，第二天就骂我？”

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王锐提出了这个疑问。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不挨着，要不就滚。”王锐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辞呈。

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

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签劳务合同好一通折腾：党委负责人告诉他找劳务派遣公司，后者把他踢给台里的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又说“这事儿该由你们制片人解决”，制片人刚开始说即刻处理，过了几天又说这事儿归频道总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