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在她再次离职时得到了印证——她在这家公司待了9个月，道别时，领导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过，远在山东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这些经历。

王笙决心留在北京发展时，她的父母一连追问了好几个“扎心”的问题：“买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对象么？”“打算啥时候回来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对话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发生：见到了某个公众人物，单位发了奖金，看了几场只有一线城市才有的演出。没钱的时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挂面，放上几颗菜叶，再不济就问朋友借点钱，绝不向父母张嘴。妈妈来北京时，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净，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证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亲临走前，留下2000元钱，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着说：“妈，你放心，我能照顾自己。”

后来，王笙谈了个男朋友。她开始和父母开玩笑，说“过两年就回老家结婚”。出人意料的是，母亲改了口风，一本正经地说：“你这行业，还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父母对大城市的生活一无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们该给他们信心。”王笙说。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被带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她从未试图说服父母，却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再说，万一碰到传销诈骗人贩子怎么办？”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

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设想里，这个规划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余工作不过是复习考试时的调剂。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

家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

她说，父母好像压根不了解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们总和别人介绍，女儿“性格内向又犹豫”。可在学校里，小慧最喜欢讲段子，是公认的开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况反馈给爸妈，他们干笑着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务员’的工作。”最近，他们又开始催她结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

专家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不止一位年轻人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女孩，毕业两年半，跳槽4次，现在收入几乎是刚毕业时的3倍。她早把跳槽当作家常便饭，“身边的人都一两年一跳。”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次跳槽应该至少要求20%~30%的涨薪。

刚刚过去的11月，智联招聘进行了白领跳槽意愿调查。其中，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的白领已经更新或投递简历，正在求职。 31.7% 的白领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 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这次，她的职务是影业公司的“策划兼编剧”，单纯从产业链上看，这是上游，做的是“从0到1”的事儿。

“跳着跳着就进步了，工作内容也不一样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岛为主题的网络电影。她先和主任编剧构思剧本，再把公司拍摄整部电影优势、卖点做成PPT，放到市场上找融资。下个月，这部电影即将在印尼开拍，她要代表公司驻岛，担任导演助理。

面试这份工作时，老板漫不经心地问她，“你对行业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过渠道。”

老板抬起了头，“表达能力怎么样？”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发的。”

“会写东西么？”

“我大学写过不少。而且，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记者。”

“带着已经掌握的东西，再去学新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顺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资讯类视频网站后，林沐发现，在电视台锻炼出来的拍摄剪辑技术足够过硬，成了换工作的敲门砖。这让他不再嫌弃老东家了。

他终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闻”。在广州，他去偷拍贩卖野生动物的摊贩时被发现，给人追着跑了很远。在深圳高楼大厦夹缝中的人力市场，他和农民工、网瘾少年、赌徒、避世者们住了好几天，吃3元钱一碗的面，喝2元钱5斤的“纯净水”，睡50人一间房的通铺。

再过6个月，2018级的810万名应届生就要初入社会。林沐也将迎来毕业的两周年。最近，大学里一位即将工作的学妹焦虑地问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该怎么选。

“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学妹觉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个微信红包，提醒林沐认真回答。“选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辈子了啊！不都说一步错，步步错么。”

“我曾经和她一模一样。”林沐回忆起当年身在东北，每天觉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时代有独特的焦虑，却也给了我们更多转身的余地。”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家华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