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

“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黄旭华

1958年离1954年很近,近得能闻到核战争的肃杀气息。

1954年,美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世界军事格局为之一变。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有一个说法: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正因如此,1958年,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中央很快批准立项。当时,我国曾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的帮助,然而他们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

面对苏联的傲慢,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字字铿锵:“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于是,我国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诞生了。

黄旭华没有想到,这句豪迈话语会跟他的人生紧紧地绑在一起。

1958年夏天,34岁的黄旭华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一室潜艇科科长,在接到前往北京出差的紧急任务后,他匆匆出门了,没有带任何行李,他以为像往常一样很快会回来。那时大女儿刚出生,不到1岁。

来到北京后,他才得知自己被选中参与“09”工程研制。领导告诉他: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要一辈子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即使犯了错误,也只能留在单位打扫卫生。

面对近在咫尺的科技强国梦,面对“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严苛誓言,黄旭华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一颗火热的赤子心开始熊熊燃烧,似一朵浪花,撞击理想的彼岸。

冬日的阳光洒进黄旭华办公室的玻璃窗,一艘核潜艇模型静静地摆放在桌子上,熠熠生辉,显然它的主人时时拂拭。“你知道吗?我国的核潜艇研制是从一个玩具模型开始的。”黄旭华笑得灿烂。

当时,“09”工程研制团队共29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国外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一切靠自己摸索。

没有条件,或者条件不具备,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黄旭华回忆说,同事们大海捞针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后来,有人从美国带回来一个“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黄旭华他们如获至宝。研究者们把玩具拆开、分解,兴奋地发现,玩具里密密麻麻的设备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这就验证了他们此前的探索。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个“前进”牌算盘。他说,首艘核潜艇几万个数据的取得,都是通过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来的。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组一起算,直到结果一致。

“核潜艇的数据,要运用到各种复杂、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数字模型。”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在脑海中想象当年的场景,仍然觉得用算盘算数据简直“不可想象”。

黄旭华还想出了更“土”的办法——磅秤称设备。为了确保潜艇的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范围内,黄旭华要求,所有拿到船上的设备、管线都要过秤,登记在案,凡是拿出船体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登记,几年来天天如此。他还要求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逐一检查,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

对于黄旭华的严苛要求,有不少新来的大学生不理解,并私下议论。黄旭华一一谈心:“每个人手中的每一件小事,最终都归结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性能上。稍有不慎,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样“斤斤计较”的土办法,最终的结果是,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核讹诈甚嚣尘上,核潜艇能否研制成功关乎一个大国能否挺直腰杆,黄旭华带领团队埋头苦干,疾步如飞地追赶着世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