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成家庭关系“杀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浦东新区婚姻登记处见到了这样一对夫妻：妻子与咨询师热络地聊着，丈夫一边玩着手机游戏，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咨询师的提问。被问烦了，他抬起头撂下一句：“那又怎么样？我已经不爱她了。”然后，继续低头玩手机。

这个表示已经“不爱”妻子的男人，有个9岁的大女儿和5个月大的小女儿。而他自称从一年半前就已经完全不爱妻子了。“但还生了个老二？”周兴蓉追问他，他又回了一句：“那又怎么样？”

周兴蓉告诉记者，这样不尊重咨询师、成天低头看手机的青年夫妻不在少数，几乎所有咨询师都会遇到。“手机、手游正成为家庭关系的‘杀手’。”周兴蓉是有依据的，她接触到的几乎每一对夫妻，在控诉对方对家庭、对自己漠不关心时，都会带上一句：“在家就玩手机。”

36岁的小娟形容自己是在跟手机、跟摩托车“抢老公”，“大多数时候跟摩托车车友会的在一起混，喝酒；偶尔在家，就刷手机、玩游戏”。小娟说，自己与丈夫几乎没有交流。

但与此同时，这个全职妈妈却肩负着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学习培训，形容自己是一个忙得连手机都顾不上看的人；丈夫却闲得可以天天出去飙摩托车、在家玩手机游戏。这与小娟原本想象中的婚后生活大相径庭，结婚前，她是一个在父亲手心和两个哥哥肩膀上长大的“小公主”。

咨询师孙福革见过太多因为手机引起的家庭纷争，有时是男方用手机约网友见面，女方定期检查男方手机；有时是女方身为家庭主妇，沉迷网络游戏，在游戏里寻求网友安慰。

并不是每一个家都要“劝和”

尽管相关部门对睿家服务社每年“劝和”的夫妻总数有一个基本的“硬性指标”，但睿家那些持有专业社工证、心理咨询师证、婚姻家庭指导师证的专家志愿者们，却并不“唯指标论”。

“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做劝和工作，现在我们不再劝和了，我们是做‘婚姻家事辅导’。”王梅艳说，睿家的前身是2010年浦东新区民政局牵头成立的家庭事务工作项目组，与老年事务、青少年事务工作组一起，负责探索特定人群的专业服务模式。项目组后来变成了独立的社会组织，定点定时驻扎在婚姻登记处从事“劝和”工作。

早些年，专业社工和志愿者们确实在从事“劝和”工作，总让夫妻双方“忍一忍”。这种“劝和”在50后、60后夫妻身上最管用，但随着70后、80后、90后离婚人群的增多，年轻夫妻开始对“劝和”产生了抵触。

比如，一些高知青年，在自学了许多心理学知识后，仍然无法解决家庭矛盾，就会意志坚定地要求离婚。志愿者用共情等专业方式进行调和时，对方会来上一句：“我们是各自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天生缺爱，矛盾不可调和。”

孙福革就“劝分”过不少“真的很不合适”的家庭。

一名28岁的女青年与30岁的丈夫育有一女，妻子反映，丈夫总爱在家偷偷穿着女性内衣、踩高跟鞋，她还发现丈夫有很多“男朋友”。“第一次劝，他俩为了孩子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第二次再闹过来，我说还是算了，女方还年轻，别耽误了自己。”孙福革说。

一对生活条件优越的年轻夫妻，女方29岁，男方35岁，女方因为对离婚协议不满，闹到了婚姻咨询室。“他挣那么多钱，一个月才给我和孩子20万元生活费，让我怎么过？”女方拿出一份月租金高达5万元的租房合同，甩出3个字“不够花”，男方则直接走人，不接受任何调停和咨询。

孙福革记得，那位女士在婚姻咨询室里哭哭啼啼了一个上午，控诉对丈夫的种种不满。最后，孙福革劝她：“你每月花掉5万元房租，还有15万元可以生活用，省着点花也不错。有的男人离婚每月才给1000元生活费，知足吧。”

好聚好散的高素质夫妻越来越多。一对都在外企担任中层管理者的夫妻来登记离婚，男的坦言自己有外遇，并且想与第三者结婚；女方则说：“我爱你，就让你过你想要的生活。”

在孙福革记忆里，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对夫妻，郎才女貌、极其般配，“从内心来讲，很希望能劝和，但这种人往往主意很正，好聚好散”。临走时，双方都没有憎恨对方的意思，男方还劝慰女方：“以后咱还能来往。我爸妈也喜欢你，你们可以继续相处，我不干涉。”

“高知”人群最难辅导

梳理了这么多年的案例，王梅艳发现，以机关公务员、科研工作者为主的“高知”离婚群体值得关注。从职业上来看，公务员和科研工作者成为离婚的“高发区”对象。

33岁的大学教师丽丽从一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开始，就表现得极为强势。她是一名年轻的副教授，每天要喝3杯咖啡，站在讲台上授专业课。但她却把自己的科学精神，用到了家里。

在家里，所有的事都由她安排。婆婆每天上街买菜，她要求记账；丈夫很少与她有亲密举动，两人一起逛街就像“路人”；女儿每天按照她定的时刻表完成各项运动和作业。闹到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婆媳关系不和。

“婆婆和丈夫在一旁不吭声，就见她张牙舞爪地把每个人都说得一文不值。”孙福革接触的案例中，类似的高知家庭并不少见。

与科研工作者不相上下的，是机关公务员。

最近一段时间，孙福革已经接触到了3对警察夫妻要求离婚的案例。离婚的原因非常雷同，“一方要求对方随时on call(随叫随到)，另一方则工作没正点、回家玩心重，几乎照顾不到家庭”。

有一个警察妻子这样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喂奶，双胞胎女儿天天睡在身边，“见不到丈夫，见到了他通常在家玩手机”。

妻子认为，这样的丈夫，有没有都一样，因此执意要离婚，“我一个人带孩子，做同样多的事情，但比跟他一起带幸福得多”。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高知家庭愿意付费享受优质的婚姻家庭咨询辅导。2017年，有10多对夫妻主动向睿家服务社支付每小时800元～1000元的咨询费，寻求督导级别或者教授、副教授级别的资深专家提供支持。

这与过去的离婚夫妻对自身家庭问题羞于启齿完全不同，“年轻人的价值观更加开放，他们一边追求自我，一边希望处理好家庭关系”。王梅艳近年来见到很多“自学成才”的离婚夫妻，他们中的一方不仅具备基本的心理咨询知识，还咨询过身边的专业人士，“他们会要求更加高阶的服务，对我们的工作也带来挑战”。

(为保护隐私，文中离婚当事人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2月09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