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发意识到，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给予了雅安地震比汶川地震的更多资源。“我觉得我们的责任还是在北川”，他们并没有回应雅安地震，而是选择返回北川。

在北川，高思发遇到了新的问题，“公众觉得苦难来了，捐款积极性高。但是灾后的常态化公益项目，支持力度就没那么大了。”比如涉及到灾后儿童服务，灾后社区服务，灾后心理咨询等，灾后就业等。

民间公益组织离不开资金支持，获得的渠道一般是政府购买、基金会资助和公众募捐三种。

公众募捐一度达到顶峰。2014年全国接受社会捐赠总额达到1042.26亿元，开创了没有大灾情况下常态化捐赠的新纪录。但是常态化捐赠涉及的领域主要还是集中于贫困救助领域。

2013年开始，“将适合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公共服务项目，交由具备资质并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承担”等类似话语频繁出现在国务院会议中，政府加大了对于公共服务的购买力度。

成都市是较早开始加大投入的城市之一。2008年以后，成都市民政局开始加大对于当地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上的投入，目前每年总投入达到5000多万。

因为与政府部门的支持方向相吻合，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教育服务的雷建从2009年开始就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他免费获得了1300多平方米的场地，有连续四年时间，每年空间有400万-500万的运营经费。他不用为资金发愁。

但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独立于政府、民众的第三方，如果其资金来源过于单一或者某个来源占比很高，都容易出问题。雷建曾去香港培训，听一名专家提及，“公益组织资金组成最理想的比例是，政府占50％，基金会占30％，公众占20％，当政府占比大于70%就需要警惕”。

雷建创办的公益组织，99%的资金是当地政府各部门出资的。“感觉很容易变成一个听从出资方的执行机构”，雷建认为，“员工感觉到他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帮出资人完成任务。”

亟待行业标准化

距绵阳机场30公里外山脚下的一片平原，是一座建成还不到10年的新县城。这里一切都是新的，河流穿城而过，新楼房一排排拔地而起，宽阔的柏油路少有行人，路边的标牌上写着“北川新县城”。

高思发团队的新办公室就安置在这里。几年来，他们和当地政府不断协商，要来了一些可以免费办公的场地。

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十年，朱建刚将它称为“黄金时代”。

从数字来看，“今天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已经超过了80万个，是十年前的两倍还要多”。朱建刚最近在一篇回顾公益十年的文章中提到。

“2013年雅安地震之前，雅安当地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草根公益组织，而去年，在雅安已经注册的组织有148家，没有注册的也有150多家。”郭虹说。

除此之外，人们不再将公益误认为是慈善，做公益的人也可以获得正常收入。公益机构吸引了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有就是海外的留学生回来，也进入公益界，非常多元”。朱建刚说。

2015年9月9日，中国有了第一个公益日，俗称99公益日。这是公益领域捐助方式的一次创新，发动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民进行移动互联网捐款。

但这十年也是野蛮生长的十年，不愿具名的公益研究者认为，目前的公益行业更像“一个江湖”，多元化的过程中也有撕裂与冲突。也有公益组织负责人则叹息，“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很少”。

公益行业虽然形成了，“但这个行业的行业标准还是空白”。徐永光说。缺失的行业标准，让公益组织无论从内部管理到外部环境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从内部来看，但小莉说，“你只能根据你的价值观去选择，你认同这个领域中的哪些人哪些事。”

“很多社会组织的发展是靠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吸引人才”，但小莉发现，在这些机构里，具有重要决策权的理事会变成了一个摆设。

她回忆，在她刚去民政局注册登记时，机构里资金有限，她自己掏了3万块注册费，给同事发工资也很低，“那会同事都是从灾区回来的，靠感情维系”。但在组织逐渐职业化的过程中，问题毕现。工资低留不住人，大学生对社会组织认识过浅。公益组织不同于一般企业之处在于——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决策。“这就需要理事会来做重大决定”。

而雷建最近正面临着外部环境挑战。

由于长期依赖政府购买服务，今年5月，雷建及其团队所在场地被收回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永远是个博弈的关系”。政府给钱，希望是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服务，社会组织拿了钱，希望提供最少的人力支出和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政府会有一些临时性的要求，并不是完全按照协议给社会组织做”。雷建说。

现在，让雷建犯愁的是如何获得稳定的资金。原来的运营空间在一个综合市场的三楼，接受记者采访时可能是雷建最后一次回到这里，离开时，他扭头回望，三楼的空间被树荫遮住已经看不见。“我刚来那会，树还只有两层楼那么高”。

改革亲历

江维 成都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处长

这十年公益组织发展很快，是黄金十年。

成都社会组织发展比较快是因为有比较好的社会土壤。2003年就开始城乡统筹改革，主要是在农村，土地确权、产权制度改革等，这样基层社会治理就得跟上。2007年开展村级治理改革时，以村民议事会制度为突破口，村级民主协商，议事决策。不管是2008年遇到地震还是其他事情，都是本村本土的人在大的政策框架下通过协商民主决策，还权于民。

2012年国家民政部门开始投入资金做公益创投，大的方向是政府倡导的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弱势群体的创业就业、困难群体的救助等，主要在那些本来是政府力所不逮，又希望老百姓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服务领域，便倡导、支持社会组织去做的。

在成都，目前还是直接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比较多。对老人的、儿童的、青少年的、残疾人的、应急救援的、精准扶贫的，等等。

成都最大特色是支持社会组织做社区营造。目前大城市里面这是成都独有的。这几年，每年光是民政局支持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上的投入就是5000多万。2008年以前几乎没有资金给到社会组织支持。

2008年起成都市涌现了不少志愿者组织。2009年起成都民政部门开始配套村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专项资金，首创了村级公共财政制度，村民可以自己决定哪些公共需求用什么样的方式满足。2011年起，成都的城市社区也开始配套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这部分直接赋能社区的资金投入目前达到每年15个亿。这是成都的社会组织做事最大的一块资源。

他们都说我们给的项目资金比较抠，其实是想最大程度激发公益组织整合资源的能力。

社会组织本来就是按自己初心和宗旨做事，自己能够开拓更多的资源渠道才能更具有独立性。政府能给当然很好，政府不能给也要通过把事情做得非常专业来得到承认。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政府给公益组织钱，公益组织就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事情，独立性、独创性、灵活性就会受到很大制约，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政府在施肥的同时赶快成长，同时又能得到社会上的资源，不管是捐赠来的，还是通过提供服务者付费得来的，都代表社会的认同。

十年，社会组织由小到大，成都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有400多人。规模大了就伴随着治理结构专业化、能力增长。

在社会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是否具备社会化的思维方式。尤其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很多部门在和社会组织合作中通过布置任务、一层一层压下去的方式让他们去完成，合作意识薄弱，更多偏行政化思维。那么社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将不会得到发展。

社会组织的影响力目前还是非常弱小，所以我个人认为十年还不足以形成阶段性的突破。

改革辞典

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

从2008年开始，全国开始有城市逐步放开行业协会的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这一举措取消了社会组织的双重登记要求，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数量迅速增多。

新京报记者 吴靖 实习生 齐鑫 李想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