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武汉视防不仅建起了深入学校、家庭的庞大“视防”队伍，建立了全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档案数据库，开展了广泛的科普宣传，而且逐渐摸索出让中小学生“不近视、迟近视、慢近视、低近视”的科学路径。山东、黑龙江、江苏、河北等地也设立了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控机构，构建起近视防控网络。

“我们也走过弯路，曾把近视高危人群、已近视人群作为近视控制重点，但事倍功半。因为近视一旦发生，基本不可逆。所以，现在我们将‘防’放在首位，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十分明显。” 杨莉华说。总结经验教训，她认为，近视防控的“痛点”是不良的社会环境、用人观和学业压力，“难点”在于家长“重治轻防”的错误认知，“重点”在于早期的风险监控。

当然，除了专业机构，硬件投入也少不了。如教室的照明卫生达标、可升降课桌椅的配备、校医务室的升级改造等。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拿出了真金白银。2018年初，广州市启动全市中小学校教室照明设备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市区两级财政共投入经费5.85亿元，涉及设备更新、线路改造、电力增容等。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360万元实施免费作业本政府采购制度，每年为11万小学生和初中生采购“防近视作业本”。

“考核”加“问责”，压力怎么加？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考核”和“问责”，能实现吗？以近视率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会不会催生“数据造假”？社会舆论普遍关注。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登峰介绍，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2018年基础数据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门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抽测复核。“每个省抽测1万名左右学生，是按照随机分层抽样进行的。”

目前，山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扬州市等地已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降低学生视力不良率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和班主任的考核内容，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少有“压力”的学校，在落实课间“阳光一小时”、保障体育课时间、提高体育课质量等方面做得较好。

“近视防控，校内容易校外难。”一位中学校长坦言，考核和问责压力只能从政府传导到学校、班级、老师，但很难撼动家长的“升学焦虑”。目前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校内减负校外补”，让学生学业负担雪上加霜。为了减少时间成本，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放学后上网课，进一步加重了用眼负担。老师“零布置作业”了，但有些“家委会”却发动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如何从入学、升学“指挥棒”上做好设计，加大对学生健康体质的考察权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