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当前，这些外向型印刷企业面临什么样的困惑呢？黄玲告诉记者，一是国外进口国关税提高带来的影响。从产品结构来说，目前直接受加税影响的是纸袋、文具（纸类笔记本类）、包装盒等印刷品；间接影响是玩具、服装、消费电子等产品多数依赖纸包装需求，随着上述产品出口的减少，引起的包装纸制品需求下降影响巨大。二是为避免因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造成严重影响，出现了部分企业将图书类印刷品的部分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特别是7月份图书类印刷品的订单已呈锐减趋势。有部分出版商对已经签订合同印刷品订单进行紧急催促，要求提前交货。三是由于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特别是对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印刷企业，没有与其相适应的灵活用工制度，造成人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影响了印刷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何应对？黄玲表示：

一是鼓励印刷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企业的合作，在印刷产能合作、印刷业务投资等领域加强合资合作，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抢抓订单，承接境外加工业务，拓展印刷业对外加工贸易。

二是建议继续降低中高端印刷设备和印刷耗材的进口关税，加速提升印刷对外加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同时提高印刷品出口退税率等实际措施，帮助企业渡过目前的难关。

三是扩大开放，完善印刷业外商投资政策。建议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放宽出版物印刷外资企业股权比限制，逐步缩小准入负面清单的范围，推动印刷业的加速发展。

四是建议根据我国印刷企业的特点，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25%降至15%~20%。不仅可以提高现有企业规范运行的自觉性，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可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有利于集聚资源和资本为社会创造财富。

立与行：标准与机制重要吗？

在国际上，流行着这样一条共识：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高低，只需看一下他们的国标就行。标准是质量的“硬约束”，是技术专利的最高形式，而机制畅通则是中国制造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前提条件。

“最近，美国担心失去5G通信的优势，利用各种办法打压华为，其中极力想迫使华为失去5G通信标准的主导权，就是一个通过标准之争来获取话语权的典型例子。”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常委会第七次常委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支树平在会上用“华为”的事件直指标准的重要性。

在支树平看来，这些年，我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总数不断增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数量逐年增加，TD-SCDMA、特高压输变电、数字电视、高速铁路等领域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我国的标准体系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仍然明显，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仅占总数的1%，很多话语权都在人家手里，我们必须强力推动标准化战略，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健全标准化体系，同时多方位参与国际标准化合作，推动与各贸易国标准互认，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

标准为什么这么重要？支树平表示，标准不仅是产品质量的背书，而且还代表着在制造业领域的权威性和话语权。你的产品合不合格你说了不算，要由标准说了算，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在谈判桌上拥有了话语权。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昌顺看来，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先进的标准能够带动从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到重大装备、关键工艺乃至最终产品、整个产业链的质量提高。

“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讨论旷日持久，其实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他处，而在自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适合所有当下迷茫中的中国制造企业。”王昌顺拿飞机制造举例说，飞机制造是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被称为“工业之花”，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从目前来看，国产飞机和国外成熟产品还有差距，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飞机制造企业和用户之间协调联系机制，及时了解用户需求。对使用国产飞机的企业在资本金、融资、税收、航材、关税、航线和时刻配置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同时加快通用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低空开放，进一步促进航空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加快国产飞机适航认证，为国产飞机“走出去”打好基础。

而对于如何畅通机制？全国政协常委、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认为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解决：一是高质量发展要求全生产率最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以资本、劳动、资源投入实现的粗放式增长转向以商业模式、管理技能、人力资本和核心技术等要素贡献的集约式增长；二是制造业大不仅是指门类全、规模大，还包括结构转型过程中淘汰低端产业的能力；三是产业发展需要更宽松、更公平的体制机制环境，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改善政府职能，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作用的边界。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标准必须先行、机制畅通。制定‘中国制造’标准，有助于塑造‘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倒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高附加值，淘汰落后产能。”王昌顺最后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