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

2016年，有媒体记者采访李先生，他谦虚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评价自己，但我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欢古籍整理和研究。”先生以实学精神做研究，极重文献，古籍整理成为他生命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元曲研究起步的新阶段，文献基础薄弱，李先生拟从白朴入手，编写年谱，考察其交游情况，以期进一步认识元代剧坛、文坛面貌。卢挚是白朴弟弟的妻兄，先生依据当时抄录的材料辑成《卢疏斋集辑存》一书，于1984年出版。之后，先生又与李真瑜、侯光复合作出版《乔吉集》。

1987年9月，李先生调入北师大古籍所。结合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86年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设意见，北师大古籍所确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为科研重点，并提出编纂《全元文》的计划。这成为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1988年，古籍所正式向古委会提出《全元文》编纂立项申请，评审专家建议先期对元人文集进行全面普查，完成《国内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在此基础上，1990年12月，《全元文》获批古委会“八五”重点资助项目，此后又列入古委会“九五”“十五”重点项目、教育部“九五”重点资助项目、国家《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年）》等。

《全元文》是对元文的全面总结与汇集。由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编纂工作对语言、地理、民族等有关知识所需甚广，难度极大，而且当时还没有广泛使用电脑，基本上是靠复印、剪贴。李先生殚精竭虑，一步步推进《全元文》的编纂工作，尤其是与负责出版《全元文》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反复交换意见，随时纠谬补缺。譬如，在返还第二、三册校样时，先生致信卞歧，增补前三册元太宗、李志常、元世祖文共4篇，又提及希望将原在第三、二批书稿中的初期重要人物王鹗、陈时中提至第二册开始部分。

在《全元文》的编纂过程中，学界诸位前辈同人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支持和期待。钟敬文先生专门让李先生到家中，希望他不畏艰难，坐上多年冷板凳，把这项工作完成，并多次对工作安排提出意见。2002年，李先生拜望《全元文》顾问启功先生时，启功先生高兴地指着书架表示，《全元文》1至25册已经摆在书架上了，现在还空着几许地方，等待全书的完成。

就这样，在李先生的带领下，众人迎难而上，没有辜负学界的期许，这部收录作者3140余人、文33400余篇，共2800余万字的60册巨著，于1997年至2004年陆续出版，索引卷于2005年12月出版。2006年1月13日，《全元文》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许嘉璐、邬书林，蔡美彪、邓绍基、陈高华等文史专家三十余人，以及中宣部、教育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委会秘书处的有关负责人悉数到会祝贺。

《全元文》是李先生及其团队馈赠学界的不朽财富，为当世提供方便，为后世存一代文献。教育部原副部长、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为其题词“多民族共造元代辉煌，众学者合纂鸿篇巨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这部皇皇巨著。钟敬文先生则在95岁高龄时为其题写“蒐辑一代散佚，增强故国文明”，成为这部总集意义的最好注脚。

《全元文》奠定了元代文史研究的文献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李铁映先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报告（2000年卷）》时，盛赞这部总集的修撰“在一定程度上使元代文学研究提前走完了艰难的准备时期”。

《全元文》问世之际，李先生已届古稀之年，但他老骥伏枥，开始和《全元文》部分编委会成员谋划补编和修订工作。在多年文献准备的基础上，2017年12月10日，“《全元文补编》编纂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部委员陈高华及文史专家谭家健、刘晓，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廖可斌及元史学会副会长张帆，长江学者杜桂萍、査洪德，复旦大学陈广宏，浙江大学徐永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辑李梦生、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等诸位先生共襄盛事，标志着《全元文》补编工作正式展开。2018年12月2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补编普查工作告一段落，进入校点阶段，预计辑补佚文5000篇左右，文集50余部。这又是学界翘首以待的一项重要成果。

元代情怀

元朝的历史评价在部分学者书写的著作中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曲解，变得难以辨识。譬如，“九儒十丐”的牢骚话则成为元代儒士地位空前低落的论据，而这些话语在世人的记忆里根深蒂固。正确评价元代与元代文学，有待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而作为专攻元代文史的学者，李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对元代文学与文化的再认识。

首先，李先生特别关注各种文献资料对于元朝起讫点的界定。明朝修元史、新中国诸多得奖史著、中国国家博物馆均将元朝定为1206年—1368年，即始于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终于明军入踞大都。但目前研究著作和部分博物馆众说纷纭：有的从1271年忽必烈采谋士刘秉忠建议将国号改为“大元”算起，有的以1276年南宋向元廷递交降表或1279年宋军崖山大败为起点，有的则从1234年金亡时算起。这些说法大多要先讲一段大蒙古国的历史，但如何讲述亦是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有的不认为这是中国内部。

起讫点的界定代表了一种历史观。李先生并不认同诸如杨维桢《三史正统辨》所谓“一日之命未绝，一日之统未集”治统、道统因袭相续的正统观，也极为反对基于中原文化本位的王朝史观。他认为，无论是将元朝的起点定在宋元鼎革，抑或是入踞中原之后，都不符合元朝自身兴盛衰亡的实际。因此，他呼吁，在世界史的视域下观照王朝史，正视蒙元兴于大漠、多民族政权并立与统一的事实。换言之，一方面，先生强调，大蒙古国的历史亦是元朝史，不应站在中原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将其人为割裂；另一方面，元朝入踞中原、代金宋而兴，这个政权依然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其次，李先生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撰文向大众介绍元代文化的成绩，借坚实的论据重新评价元代。如在《元代文化四人谈》一文中，他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乌有”，借吴君、徐君、乌君、许君之口，一件一件摆元代文化成绩，标举元代曲学、书画、教育、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成就，诚如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谓中国之声明文物尽发无遗、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先生认为，元代文化是近世文化的开端，对明清乃至近代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元代文学是多民族士人互动的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活跃而辉煌的。

最后，李先生从事元代文学研究，始终坚守世界视野和中国立场。在《全元文》前言里，他写道：“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又与外界有着广泛交流的时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两个特点。”他以全球视角审视蒙元统治下的中国，始终强调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西域文化三者碰撞与融合的事实，并从13、14世纪世界格局变迁的角度思考过元朝的地位以及元代文学嬗变的趋势。所谓中国立场，则是在基于元朝史亦是中国史的认知上，用中国思维研究包括元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先生极力反对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反对牵强附会的比附，主张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史的角度思考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譬如，先生近年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纲》及参与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都主张回归文学本体，以文体嬗变与作家创作为具体内容，注重各体文学演变的历史脉络和文体批评，力图寻绎中国文学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