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张佳琪 实习记者 史雅萍）2019年12月，北京气温已至零下，海淀区创景大厦一层却人来人往，比往常还要热闹。《风—在大巴山大凉山中的杨凯生》摄影展开幕，不少金融业的嘉宾和摄影界人士纷纷赶来。

“这是我们杨行长的扶贫专题摄影展，值得看看！”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招呼自己的朋友说。

走近这120余幅摄影作品，天真的孩童、劳作的妇女、远山的暗影、弥漫的林雾……大巴山、大凉山受历史遗留和自然环境影响导致的贫穷和落后，以及这些年来通过艰辛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在脱贫攻坚征途上取得的进步和显见的变化，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杨凯生多年来十进大巴山，五进大凉山，参与当地扶贫工作记录的点滴。“办这次展览是给长期以来关心扶贫事业的同志们做一次汇报，也是给摄影界朋友们做一次分享。”杨凯生说。

杨凯生很记挂他在路上拍摄过的孩子。 （郑国华 摄）

与摄影结缘，生命中有“乡土”底色

杨凯生从小喜爱摄影。读初中时，他就常偷偷地拿着家里的老相机出去“玩儿”。每次回来就猫在自家的储物间，洗印和放大。

整个少年时代生活在上海，上学时每周都要走过外滩，杨凯生对浦西、浦东再熟悉不过。虽然长于都市，但提起农村，他似乎并不陌生。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高中毕业后杨凯生就下乡去东北农村插队，对于6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情况，他有切身体会。之后到西北当兵，虽然主要生活在兵营里，但农忙时候，部队也会帮当地老乡们收割、耕种。当时贫瘠的土地、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进了安徽山沟里的工厂，一待就是好几年。

无论是后来重返校园学习，还是进入金融机构工作，农村生活的日子已经深深烙进杨凯生的回忆中。

“我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相对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比较了解。在我思想深处，始终觉得自己不应忘记这一切。”杨凯生说，“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经历，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对贫困落后地区、对扶贫事业我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银行行长干“扶贫”

在工商银行总行工作，杨凯生很快就遇到了参与扶贫事业的机会。对于担任过工商银行副行长、行长的他来说，这又是一项必须抓好的“任务”。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颁布实施。1995年，当时的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指定中国工商银行对四川省南江县、通江县、万源市、城口县开展定点扶贫。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相应的对口扶贫县也有过变化和调整，但工商银行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始终没有改变。杨凯生自1996年担任工行副行长开始，就参与了其中的一系列事项。

“十进大巴山”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据他回忆，工商银行在贫困地区持续开展教育、卫生、产业扶贫等项目，杨凯生多次到大巴山了解项目落实情况。“优秀贫困大学生助学行动”“母婴平安120工程”“优秀山村教师评选活动”“健康快车光明行”……谈起这些事，杨凯生眼里洋溢出笑意。

“我给你们讲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吧。”杨凯生说当年到四川万源县（现在已改为万源市）查看工商银行帮扶开展的“母婴平安工程”执行情况，刚走进当地卫生院，碰巧一个受此项目资助的妈妈带着孩子来体检，杨凯生抱着孩子留下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我还留着。当时小姑娘在我怀里才六个月，现在已经8岁了，上小学二年级。”杨凯生说，“母婴平安工程”帮助当地贫困妇女能进医院生产，这更好地保障了贫困地区妇女儿童的健康权益。

“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去看看这个孩子。去年我又去了她的家里，她的奖状上写着‘数学宝贝’，我问她将来想考什么学校，她说‘我想考清华’！”说到这里，杨凯生跟大家一起笑了。

这个女孩就是工商银行“母婴平安工程”受益妇女的孩子，今年快9岁了。去年她送给杨凯生一份特殊的礼物，她现场用毛笔书写的“杨爷爷，我爱你”，令杨凯生感动不已。她告诉杨凯生，长大想要考“清华”！

2013年，杨凯生卸任行长，201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成为工商银行对口扶贫的县。也是从那时起，除了仍然每年会去大巴山区之外，他又开始了每年进大凉山的行程。至今他已有了“五进大凉山”的经历。

2020年是国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收官之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将得到解决。能够为国家脱贫攻坚的“历史画卷”添上自己的一角，能够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杨凯生觉得这就是自己坚持的意义。“扶贫志愿者”是杨凯生给自己的定位，对于正在做的事情，他始终提到“要不断努力”。

“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有9000万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这一成就举世瞩目。”杨凯生说，“接下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因病返贫、因灾返贫，实现乡村振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工作岗位卸任后，他回访扶贫点；一方面为当地扶贫工作献计献策，一方面也尽自己的力量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例如以“工商银行一名退休员工”的身份向当地20多所小学捐赠书籍……杨凯生的扶贫志愿活动干得有滋有味。

“行长”的身份变了，大巴山、大凉山这两年也“变了样儿”：目前，四川省南江县、通江县、万源市已经过脱贫验收，凉山州的金阳县贫困发生率也显著降低。

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给当地老乡带来的精神面貌变化是明显的。杨凯生提起一个熟识的通江县老乡，他家里原来就养着几头黄羊，之前见面时这个老乡寡言少语，质朴的眼神里还露着几分不自在。现在老乡的家庭条件改善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前年见他时，老乡笑呵呵地掏出手机，嘴上还幽默地说：“领导加个微信吧！”

在李家沟村，工商银行援建了爱心诊所。村医和老乡们都说现在方便多了，起码有些病不用跑几十里地去县城医院了。在彝族老乡吉乌嘎药家里，乌嘎药家热情地给杨凯生倒上一碗酒，他说今年要选一个好日子搬到新房子去。杨凯生平素不喝酒，但他端起这碗酒喝了一大口。

这样的变化，这样的故事，杨凯生还记得很多，他的相机里还有很多……

较真的老头儿

看杨凯生的足迹，有股“韧劲儿”，听杨凯生的提案，有股“民生气儿”。

作为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年间，他曾连续7年提出《关于在特大型城市禁放烟花爆竹的提案》。每年各大城市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各类火灾、伤亡事故频见报端，“如何让城市生活更环保更安全”，杨凯生一直在关注。通过走访小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查阅数据资料，他不断充实自己的提案内容，并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职工转岗就业的措施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个对提案如此较真的老政协委员，在扶贫公益事业上也是如此不改初心。

时间定格在2017年。杨凯生一行人在山区赶路途中走进一所小学，在阅览室里，他赫然发现书页上盖的章：“中国工商银行希望书库赠，1997”。20多年前的事了，当年具体的情景已记不清了，在与校长交流的过程中，杨凯生了解到这批书已经陪伴了很多孩子长大，许多孩子是看着这些书长大的。

回到北京，杨凯生和家人商量，他要拿出40万再买一批合适的书送给工行对口扶贫县的一批小学，充实孩子们的书库。家人很支持，他又让办公室的同志请书城的专业人员把关审核了书目。四十万元购买的书准备打包送出，却难在了“印章关”。

原来当地有个想法，为了体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对贫困地区的关心和支持，想在所有送过去的书上统一盖章：“中国工商银行杨凯生赠书”。一听这消息，杨凯生着急了：几万本给孩子们的书，打开都是“杨凯生”的名字，这是不行的。

杨凯生提议盖章是否能改为“中国工商银行一名退休员工赠书”，经过协商，几万本书这样走进了大山，走进了孩子们的阅览室：“中国工商银行一名退休员工赠书”，老师们、孩子们记住的是中国工商银行。

在这次扶贫专题摄影展开幕当天，由杨凯生及几个朋友共同发起设立的扶贫基金“风基金”正式成立。它将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下的一个基金，关注贫困妇女、青少年群体，所募资金主要用于资助通江、南江、万源和金阳四个县开展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公益项目。杨凯生个人又向基金捐了十万元钱。

“风基金”未定名之前，有人提用“凯生基金”名称的想法。

杨凯生一口回绝了。这可难住了扶贫基金会的有关同志。什么名字更合适？“风”，杨凯生说。他愿意用“风”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是大山深处迎来的一股暖风，那是迎面而来的，拂肩而过的一股春风。

风，吹过没有痕迹，但它带着力量。似风吹过，恰如杨凯生做事的一贯风格。

访谈最后，杨凯生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摄影家、艺术家、银行家……准确来说，我就是一个金融界的从业人士，一个摄影的爱好人士，一个扶贫事业中的公益人士。我已年满七十了，但是只要我还能够上山、还能够爬爬坡，以后每年我都要到那边去！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去拍摄和记录大山深处的发展和变化。”

展览仍在继续。一幅幅摄影作品还在诉说着当地群众奋战脱贫攻坚经历的故事。部分作品也已经有人提出要“义买”，所用资金直接汇入风基金；2020年这一扶贫基金使用项目等已经提上讨论的日程......

(杨凯生：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