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波是安徽金寨人，春节前的小年夜，他回到了老家。没想到，疫情很快就暴发了。本应2月2日开工的日期一再延迟，作为业务员的他在老家待不住，正月十五那天，他回到了深圳。

大街上依然冷清，人们都宅在家里。陈宏波按照社区和公司的规定，也在家严格隔离了14天。正式上班的时候，已经是3月份了。

公司有大量的线下门店，消费者要购买家具，线下选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特殊时期，陈宏波的工作状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公司组织我们线上办公，所有人都在家里工作。我是做全国经销的，主要通过电话跟经销商沟通，也在网上做一些宣传和推广，希望能把生意继续做起来。”陈宏波告诉记者，作为一家传统型的家具企业，在这次疫情中，也被倒逼着转型。门店不能开业，就在网上设立展馆。

“我们把深圳红木家具博物馆的展品、工厂、车间几乎都搬到了线上，做成智慧门店，进行720度的展示。客户虽然来不了深圳，但在线上也能清楚地看到产品。”陈宏波说。

来深圳打拼的这些年，陈宏波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在他看来，公司的理念给了他家的感觉，十几年里，他也从仓储管理员、车间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业务员，负责全国好几个省份的市场。他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两个孩子，还在东莞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尽管辛苦，陈宏波和妻子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在他看来，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

受疫情影响，订单减少，公司效益大幅下降，员工的收入自然也受影响。陈宏波告诉记者，他正月里回深圳之后，家乡所在的村级组织加强了防控措施，一些想要出门务工的村民，被村干部劝阻。对于平时就在家的村民来说，或许生活质量受的影响比较小。但许多人在城里务工多年，有房贷和车贷，一旦停止工作，生活压力就非常大。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联合立信(重庆)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疫情对外出务工群体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影响。引起他们焦虑和恐慌的因素呈多样化，其中“疫情严重、担心自己或家人被感染”和“家庭收入严重影响”提及率较高，占比均超过40%。

农民工群体中超过九成认为疫情对今年上半年家庭收入造成影响。面对疫情的挑战与生活的压力，大部分农民工对今年外出务工前景持担忧心态。

而农民工输出地大都是中西部疫情低风险地区，疫情暴发后，为避免人口大幅流动和聚集，当地不同程度采取了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有的甚至采取“封乡、封村”等特别防控措施。这种“过度”的严管，也制约了农民工外出返岗。

已经到了5月初，北京某酒店的粤菜掌勺师傅刘波目前仍待在广东老家。刘波说，餐饮行业受疫情冲击明显，他年后一直没有接到上班的通知，估计得等到6月份开工了。“不开工就没有经济来源，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就当放个长假，多点时间陪陪家人好了。”刘波说。

“我们复工很早，2月3日就正常上班了。但受疫情影响，进度还是落后了很多。”来自山西某房地产公司的土建工程师王建告诉记者，刚开始主要是做一些年度计划，与合作单位沟通，真正到工地上现场施工，是在3月9日。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防护措施，为一线建筑工人采购了防疫物资，并对宿舍进行消毒。在施工方面，也会尽量安排错峰上班。但由于工人缺乏，工时得不到保证，受疫情影响，相关企业的资金、物资也无法到位。“合作的单位资金到不了，开不出费用，工作人员的干劲也就没有了。”王建说，年前，楼盘的一些房子已经被卖出去了，离交房时间的倒计时越来越近，眼下的项目进度让他有些发愁。

而对于更多农民工来说，工地不开工，找工作就更困难。有的农民工刚复工就出门，进城后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只好再次回到自己家乡。也有的农民工来到城市后，集体宿舍并不具备隔离条件，需要到指定地点隔离，费用也成了一大负担。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出台政策，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积极疏通农民工返岗就业通道。从农民工输入地入手，通过“包车、包机、专列”等有效办法，实现“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全程“保送”。浙江“硬核复工”，率先包高级大巴车、包高铁、包飞机，占了农民工返城复工的先机，紧接着珠三角“三包”加补助，吸引不少农民工前往。

人社部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卫健委、国铁集团，仅仅一个多月就对接农民工返城“点对点”包车专列服务560万人；四川、福建等地组织省内开通边远地区农民工专列、专车，阿里巴巴开发“疫情防控精准复工管理平台”，在全国多个城市得到试用及验证，在家政服务人员返城复工中也有较多使用。

对于陈宏波、刘波、王建们来说，这场疫情，让他们深深感受到，有工作的日子多么幸福。而在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厚待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将更加浓烈，农民工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渡过了艰难的日子，生活总会慢慢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