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解放日报》刊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阳教授在第三届中国社会创业研究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社会企业家，如何绽放时代光彩》，“社会企业家”一词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对于“社会企业家”，《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如此定义，“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一般企业家以利润来评估经营成效，而“社会企业家”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而创办企业、以造成的社会变化作为经营的成效评估基础。目前，“社会企业家”的定义还存在许多争论。但大多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社会企业家”用商业规则去解决问题，但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盈利，更多的还是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最早源于英国，介于传统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与商业企业以市场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不同，“社会企业”将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作为最终目标。近年来，“社会企业”在全球日益兴起，成为社会发展的“第四推动力”。刘志阳演讲内容中提到，2018年“社会企业”的发源地英国已有超过10万家“社会企业”以及200万名雇员，产值高达600亿英镑；日本“社会企业”在2014年突破了20万家，拥有577.6万名雇员，附加产值高达16万亿日元。

“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的兴起，似乎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的推动，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加速了财富的集中。如果社会再分配机制滞后，就可能出现社会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社会企业”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例如，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小额贷款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其创办的银行小额贷款是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等弱势群体，被誉为“一个由社会良知的态度所驱使的企业”。

当前，我国提出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其实也是要解决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城乡分割、社会分化、生态环境治理等。的确需要更多的、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虽然“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起源于国外，但其精神实质也很接近于我国经世济民、义利兼顾的商业精神。如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的张謇，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国船王”卢作孚创办实业、创建学校以及进行乡村建设等。卢作孚认为，“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笔者认为，他们都堪称“社会企业家”的典范。

商业经济以及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业经济与产业发展，也不可能存在独立的企业与企业家，因此，商业经济必然具有社会属性，企业与企业家也是如此，也必然具有着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双重属性。在经济欠发达的时代，企业加速发展追求利润，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社会与政策的鼓励；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异化、生态环境问题频现等问题时，一味追逐利润、而不肩负起社会责任的企业或企业家，将必然受到抑制。

“社会企业家”这一概念虽为舶来品，但也逐步引起各界重视。2020年三农专家温铁军就撰文《生态文明转型召唤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指出“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也有观点指出，“社会企业家”是企业家群体由经济向社会领域的价值延伸，“社会企业家精神”，即建立新生态的灵魂高地。资料显示，“社会企业家精神”在美国也受到重视。2019年8月，181家美国知名企业的CEO就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据了解，“社会企业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其一，在环保、节能、保护资源、不破环生态平衡、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及其切身利益的条件下，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效益，并缴纳了应交税金；其二，企业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企业不仅是就业的场所，更应该是育人的学校；其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进行欺诈行为，不发布虚假信息，不能以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身心健康）为代价牟取高额利润；其四，在符合以上三点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做好公益事业，捐助更多的善款。

结合当下的时代，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