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童伴妈妈戚鹅在入户探访。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检测报告显示：10年间，该纲要的主要目标如期实现，我国儿童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福利水平稳步提升，成长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保护儿童的法规体系和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但儿童发展的城乡区域差距依然明显，相关领域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仍需加强。

下一个10年，我国儿童发展领域会有哪些重要进展？2021年下半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新《纲要》），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提供支持的《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2021年）》也于不久前发布，对乡村儿童发展的历史进展、政策特点作了介绍和分析，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结合新旧纲要和此份报告，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他强调，应开发中外结合的现代儿童知识体系，提升儿童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新《纲要》增强了国家责任

记者：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政策的历史进展是怎样的？

王振耀：改革开放前20年，儿童政策进展很大。儿童教育体系日趋规范；乡村儿童事业被提上政府日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建立；建立了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开展了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助学扶贫行动。

2001年至2010年间，儿童政策进展更大、更快，孩子们的生活保障取得突破，做得很扎实。其中，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进入政策议程，城乡低保惠及贫困家庭儿童，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惠及全体老百姓，等等。

2011年至2020年间，儿童发展政策提升很快。一个突出案例是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得到确立；同时，多项福利政策进行兜底，向分类、普惠转型升级；这10年，儿童生育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开放二胎到鼓励三胎，多项政策纷纷出台；此外，将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纳入宏观政策框架。

最近两年，尤其是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次修订、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相关政策法规及“十四五”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都对儿童进行重要的倾斜，实现体系性、制度性、法规性的安排。

记者：新《纲要》有哪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王振耀：增加了不少内容，整体上增强了国家的责任，政府要办社会福利事业，为儿童谋福利。这是宏观政策的一个转型，政府要承担更多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责任。

记者：我注意到，“留守儿童”一词在新《纲要》中出现多达13次。

王振耀：这意味着国家开始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到一个战略的位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建立关爱儿童的知识体系

记者：您怎么评价40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儿童事业？

王振耀：这40年来，社会组织和乡村儿童事业的创新关联度很高。从1981年开始，社会组织在儿童领域的引领颇有成效，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少公益慈善项目大多是儿童类项目。

如今，已进入多样化发展的阶段了。童伴妈妈、你我伙伴、女童保护、爱加餐、养育未来、慧育中国、一公斤盒子等项目分散开展。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童伴妈妈项目，6年来已覆盖919个村，并得到了国家相关领导人的关注和肯定。贵州省政府2021年的农村工作部署里，明确写到，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将开展“童伴妈妈”项目列入工作一环。

记者：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童伴妈妈项目与儿童主任项目一脉相承，下一步应如何完善？

王振耀：当年我在民政部工作时，与有关机构合作开展儿童主任项目，在项目试点地区每个村设立1个儿童主任，建立1个儿童之家，帮助儿童登记和建档，获得应享受的基本福利和保障。童伴妈妈项目是该项目的延续，我们也是童伴妈妈项目的技术支持方，项目通过向社会各界募款，与社会力量合作，可持续地为孩子们服务。

下一步，政府和基金会应良性互动。政府通过协调税收等手段，加大在儿童福利方面的资金投入；基金会把重心放在关爱儿童的专业性上。

记者：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关爱乡村儿童上面临哪些挑战？

王振耀：目前，我们缺乏关爱儿童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指的是关于儿童发展的学科知识。无论是公益组织还是政府相关人员都应接受专业化培训。如何负起责任？我认为关爱儿童要细腻，从细微之处入手。比如，观察留守儿童的一举一动，判断心态上的变化和波动。我想，将来国家应该针对关爱儿童建立一套标准体系，包括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

此外，乡村儿童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资源需求亟待制度性安排，乡村儿童主任人才队伍专业化发展落后于城乡一体化要求，乡村儿童福利服务水平存在结构性短板，乡村儿童安全保护和心理健康需求更加迫切。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

增加服务内容

记者：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儿童发展的基本任务有哪些？

王振耀：中央作出宏观决策以后，需要各部门、社会力量合力行动。我们认为有5项内容：一是普惠性补充，积极发展心理健康、儿科医疗、学前教育、婴幼儿托育事业；二是专业化发展，构建三级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三是制度化转型，加快儿童福利与保护机构优惠，落实监护干预和家庭教育指导；四是公共化转变，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扩大服务对象、增加服务内容；五是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平台革新服务手段、工作机制和服务架构。

记者：在乡村振兴阶段，您对乡村儿童发展有哪些远景展望？

王振耀：我认为乡村儿童事业创新发展将助力乡村振兴。我国乡村儿童支持体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1年至2025年，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为目标，提升儿童发展体系的城乡均等化水平，实现乡村儿童服务人群向全体儿童转变、乡村儿童工作队伍向专业化转变、乡村儿童福利体系向高质量转变。这一阶段，步子应该加快一些，民间应该更注意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融入大的事业当中；第二阶段为2026年至2030年，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实现儿童发展的城乡均等化，儿童福利与保护水平更加先进，城乡儿童教育和资源更加均衡，乡村儿童的成长环境更加良好，乡村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深切。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发展事业任重道远。我认为有“几个需要”：需要和政府有更密切的合作；需要开发中外结合的现代儿童知识体系；需要多样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示范；需要让充满希望的儿童事业在全国得到更有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