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陶亢德手札

　　去年嘉德秋拍“信札写本”专场上的鲁迅致陶亢德函件，“很可能是抄家后没有发还的那一封”。远寓旧金山湾区的陶老师，记得家里有过一封信，列出了要求发还的物件清单，当中就包括鲁迅的信。和其他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一样，这封写于1934年6月8日的信来自哪里，她也很想知道。受行规约束，这件因高价成交引起喧哗的信札来龙去脉如何，一时间成了谜团。

　　赵武平

　　去年嘉德秋拍收槌前一天，远寓旧金山湾区的陶老师，接到我的信，回了一个电子邮件，谈起“信札写本”专场上的鲁迅致陶亢德函件，推测说“这很可能是抄家后没有发还的那一封”。她记得家里有过一封信，列出了要求发还的物件清单，当中就包括鲁迅的信。和其他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一样，这封写于1934年6月8日的信来自哪里，她也很想知道。受行规约束，这件因高价成交引起喧哗的信札，和另外那封同场交易的陈独秀写给她父亲的信，来龙去脉如何，一时间成了谜团。

　　目下可见的，自1933年10月至1934年7月为止，鲁迅写给陶老师父亲的信，包括去年拍卖的，统共十九封，—— 1978年10月起开始出版、1980年6月出齐的《鲁迅手稿全集》八册书信，完整收录了所有这些信函的影印件。信札当中最早发表的，正是陶亢德接到的第一封鲁迅回信，收在1972年10月内部发行的《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里，写信时间是1933年10月18日(鲁迅下午收到来信，当晚就回复了)，信的注释说“陶亢德，当时在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主办的《论语》半月刊任编辑。本函过去没有发表过”。此前，无论许广平先后于1937年和1946年编印的《鲁迅书简》，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书信卷，都不曾辑录任何一封写给陶亢德的信，——原因是什么现在比较难说，但显然跟收信人身份敏感有关，尤其是他参与汪伪政权文艺出版，战后以“文化汉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上诉后经最高法院裁定，改判一年零三个月，缓刑两年。“文革”后期，由于周海婴上书毛泽东，请求“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照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获得批准，从而使得1978年8月出版的《鲁迅书信集》，首次不避讳通信者身份，公开了收集到的全部信函，合计一千三百八十一件。这一版书信集没有注释，也不注明收信人身份，是1981年版和2005年版全集书信卷的基础，其中的鲁迅致陶亢德信，内容一样，注解却有改变。最新一版的注释，增补了生卒年代，删去了上一版注文末句“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改作“陶亢德(1908至1983)，浙江绍兴人。当时为《论语》半月刊编辑，后又编辑《宇宙风》、《人间世》等”。

　　以前听说，陶老师父亲聚藏的作家手稿、照片、书简和字画，因为“文革”抄家而多有缺失。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还时，在他主编的《宇宙风》上连载的《骆驼祥子》手稿，和一些名人的书简与文稿虽得收回，但数目与先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对于这次拍卖品的来源，社会舆论并不一致。有声音说，陶亢德的鲁迅书信，建国后多已捐出。至“文革”开始，他手上不会还有鲁迅手稿。绍兴鲁迅纪念馆也证明，1953年4月12日，陶亢德捐赠了四封鲁迅书信，包括给林语堂的两封。是否可以就此推论，抄家物资中不再有鲁迅书信了呢？

　　事实难以断定，但未必没有别的可能。陶老师也说，“我父亲是很早就把书信捐出去的。……但不能排除他让公家抄了以后还给他。”在她记忆里，“我父亲对学习外语很有兴趣，他都是自学的。解放后我还记得他找白俄老师教他俄文(我考上北大学英语，他很高兴，要和我谈如何学英语。可惜我当时没太理会)。”她故而推断，“我认为这是他保存这封信的原因。”若真是这样，“流传在外仅此一通”的结果，该是抄家所致，——这封信抄走以后，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说来也是，以“革命”的名义，堂皇抄去的东西，完璧归赵能有几许？“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造反派’或红卫兵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还记着巴金这个诘问的人们，自然未免会联想起，鲁迅通信者赵家璧和金性尧，及其所藏鲁迅作品和书简的命运。

　　赵家璧说，本来家里藏有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和沈从文等人书信六七百封，包括鲁迅书信四十九封。在1966年的抄家中，作家信笺多被当作“黑材料”而没收，惟有鲁迅书简得以豁免，——造反派说：“鲁迅的信是革命的，我们不要！”到了1969年10月，却又有通知说，“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缴组织代为保管”，只好把裱装成册页的鲁迅书简，“亲自送到绍兴路五十四号的连部驻沪办公室，换来一张代为保管的收据。临行时，经办人还安慰我说，但等天下太平，定必原物发还。”两年后，上海鲁迅纪念馆突然派人前来“致谢”，说他“捐献的鲁迅书信，不但数量多，而且加工裱装得如此精美，是他们长期征集工作中所从未遇到的”。他开初莫名其妙，稍后迅即无奈明白过来，鲁迅的书信，再也不归他所有了：“但我到此才懂得连部所谓代为保管之说，根本是一派胡言。工、军宣队擅自处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令人气愤。”

　　同样，陶亢德的朋友、同鲁迅有过四次通信的金性尧，也“曾经以有初版本的《野草》而自豪，对毛边的《坟》与《华盖集》等也特别喜欢。还有黄裳先生送我的第二版的《呐喊》，其中还保留着《不周山》”。但五十年后，他的书架上，“已没有鲁迅的单行本和译作了”。他和许多熟人都想不通：“怎么，连鲁迅的著作也要抄得去么？”然而，“事实也就是抄得去了”。

　　有人会说，要是留有抄家清单的话，遗失物件的去向，就比较容易找了罢。那又怎可能呢？不分青红皂白的造反派，不会允许被抄家者乱说乱动，更不大会给受害人开收条、列清单——见过一部自印的“文革”日记中，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一则，记载了上海出版界抄家活动的详情，足以展现令人惊诧的一幕：

　　上午，和刘桂英、洪德林去金兆梓家补抄家，要金搬到汽车间去，将两间房让出来。其实，主要是一些书和空的橱柜，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金已快八十，半身瘫了，有一个保姆服侍他，还有他金华的一个侄女在。弄来弄去，花了几乎一个上午，才封了起来。)单位里的抄家物资今天已车出去变卖，资本家李昌允家的相簿、衣架也拿来了，结果，将照片撕下，把簿子拿去卖。我说，有些东西和相片，以及生活小用品如衣架，可以给他们，反正又不值几个钱。他们说不行：因为，一还，就会给人印象，似乎是“抄错了”，“退还抄家物资”了。这也有理。上午，我们抄金家时，就没有要那些破烂，都让他们搬了去。我总觉得金大概早已将值钱的东西转移了出去。

　　“破烂”、“不值钱的东西”，尚不轻易放过，何况文物和字画呢？“值钱的东西”，除了侥幸发还的，其他的归宿，不外是被毁坏，被“变卖”，被收归公有——或者进入博物馆，或者藏于图书馆，甚至归入“公家人”私囊。有材料说，仅1966年8月18日后一个月，北京被抄家的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从8月23日至9月8日，抄家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二户。到9月下旬，天津抄家一万两千户；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达四百二十八亿元，黄金一百一十八万八千余两、古董一千多万件——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多次前往北京市文管处，攫取古籍一万两千零二部，其中不乏宋元版和明版珍本或孤本，而它们多数原属运动中落难的知名人士，比如齐燕铭、邓拓、阿英、章乃器、傅惜华、赵元方和陈梦家。

　　因为鲁迅书简的拍卖，我忽然记起来，1995年夏天的时候，陪陶老师去黄山，第一次听她谈到亢德先生，和他做杂志编辑的“秘诀”：

　　对于无名作者的来稿，我们不但不应不看而退或撕，并且对其第一篇来稿还必“从宽录用”，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一个作者第一次投稿给你如经采用，他以后如有更佳之作定可十九归你，因为一个作者的投稿，总向曾经发表过他文章的刊物投去。而到了第二三篇投来时，你就严格处置，也不至于使他不再来第四五篇，他至少已经明白你不是有眼无珠或唯名是用的编辑，后来的投稿不取，大半会归罪于自己写得不好。若是第一篇投稿虽有可取之处而你不用，这就如对一个乘兴而来满腹诚意的访客享之以闭门羹一样，以后再望他登门拜访，一定是十拿九不稳的了。就我的经验而论，这样办法确乎不坏，虽然无从与不如此做的结果作一比较，因为我始终不会不如此做过。

　　上山前，我压根儿还不知道，陶老师父亲就是陶亢德，更不清楚他一生办过许多杂志，——“自民国二十年起到三十年为止，我所参与过的，共同发起的，主编的，手创的杂志，仔细算算已经十有四个，其中除一二个之外，其余的可说与我都大有关系。现在想想，以一个并非学新闻的人——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学过——而居然敢与这么多的杂志‘大有关系’做‘将官头’，而又居然这么多杂志在内容上并不是‘剩余价值’‘低级趣味’，在营业上并不亏本赔钱，小部分固是我的胆大妄为，大部分还是全国作家的鼎力援助”。同作家打交道，他当然有条件收藏他们的书简文稿。

　　后来，我又找出亢德先生一些文章，还有他二十五岁时出版的《徒然小说集》，看见韬奋先生给他作的序言里，对这位学徒出身、做过小店账房先生的“前途未可限量的青年作家”，充满感情地寄予着厚望：

　　我和徒然先生做朋友的经过，回想起来，也颇有趣味，他原是一位《生活》的热心读者，前年在沈阳的时候，他时常替《生活》撰著通讯，后来到了九一八的极危险的时期，他在这一两天内每隔数小时，还在枪声炮吼风声鹤唳中执笔作快函寄给《生活》，叙述当时的种种状况，虽街道上及邮局中布满了日兵，丝毫不能减低他的热忱和勇气，我当时每接到他的一封信，即受一次很深的感动，周刊付印有定期，往往临时赶往印刷所把他稿勉强抽出，把他的通讯插入，后来他由沈阳回到上海，《生活》周刊社适需人襄助，便请他加入共同努力于本社的工作。我们敬佩他的奋斗生涯，敬佩他的忠勇奋发，希望他于出版这本小说集之后，还继续努力，为我国文艺上多开几朵灿烂之花。

　　1950年后，亢德先生仍做编辑，任职革新书店、群联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补划为“右派”，1983年5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