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想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要把他想的东西变成语言，而且这个语言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人梁小斌这样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道。继去年年底突发脑梗之后，上个星期，他又做了一个眼部手术。据他形容，现在他看眼前的一切都像“隔着一张揉碎了的玻璃糖纸”。

　　虽然如此，梁小斌对自己的情形并不担忧：“博尔赫斯说：‘失明让我懂得了格律。’”他滔滔不绝地谈着一些美学问题：“阿炳的《二泉映月》，那么清澈。我说，阿炳不要再哭了，二泉已经映月，湖水已经涨满。但艺术，就是存在于一个盲人无边无际的痛苦之中。作为欣赏者，我们只好永远保存他的苦难。”

　　“梁小斌困境”

　　或许在外人看来，梁小斌也是苦难的。

　　上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掀起过一个热潮。评论家徐敬亚曾说：“在文学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就是梁小斌。”当年梁小斌风光一时，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30多年过去了，朦胧诗的耀眼光芒早已随时光淡去，诗人们大多另谋出路。梁小斌一直不肯放弃，但他也是那批诗人里“混”得最差的一位。他一直游离在体制之外，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生活。他的朋友简宁说，梁小斌的谋生能力停留在普通人20岁的水平。

　　梁小斌没有钱，只有字。数十年的时间，除了诗作，他有百万字的思想随笔集，2001年出版了《独自成俑》《地主研究》，2005年出版了《梁小斌如是说》，不久前又出版了《地洞笔记》。对普通读者来说，梁小斌的书读起来拗口、晦涩，甚至有点不知所云，文学批评界却将他推崇为“中国的卡夫卡”。这似乎注定了梁小斌的书畅销不了，只能靠微薄的版税勉强度日。去年11月，一次突如其来的脑梗让梁小斌意识到，自己竟是个没有医保的人，根本负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

　　随后，由于一批文学界朋友的介入，“梁小斌困境”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学者叶匡政说：“我很早就说过，诗人如果没有其它职业的话，99%都得饿死。物价一直在涨，但诗歌和纯文学的稿费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在安徽社科院工作的诗人祝凤鸣说：“这次梁小斌事件中，与其说是对具体一位诗人的关注，不如说是对诗歌的关注。”

　　而这些，对梁小斌来说，都是发生在身外的事。

　　“我活着，我写诗。”除了和文字打交道，梁小斌不会别的。他尤其擅长把生活的普通片段，变成艺术的完美瞬间，他说：“有重大意义的不光是政治事件，一块蓝手绢，从阳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他的文字通常是内省式的：“我们往往只看到一些战争场面的四散奔逃，但感受不到内心世界的月黑风高。”

　　在微小的细节里感受天差地别

　　在合肥第三十二中上学时，梁小斌和同龄人一样，看革命样板戏，读毛主席诗词，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作家浩然的作品。梁小斌比别人爱琢磨，读浩然的《金光大道》，当看到五保户老农民生病时没水喝，伸出手去窗台抓雪的情节时，他感慨：人在倒霉的时候，雪也是下在外面的；这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完全不同，北国的雪景完全是装在伟人心里的。从最微小的细节，梁小斌就能感受到强弱之间的天差地别。

　　后来他读到了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心情激动万分，有一种被荡涤的感觉，这开启了他对诗的思考。在下放当知青期间，他也开始了诗歌创作。

　　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来自于招工回城后在合肥制药厂更衣室的经历。有一天，他一边在更衣室换衣服，一边喃喃自语：“我的钥匙丢了。”他沉浸在诗的意象当中，车间领导大为光火：“钥匙丢了，就半天不出来见人了吗？”下班后，梁小斌骑车带着工会发的几个西瓜回家，一路上脑子里想的全是“钥匙丢了”。他甚至觉得车子上的西瓜太沉，妨碍了他思维的运转，顺手就把西瓜扔到了路边的水塘子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发表于1980年。诗中，他以钥匙的丢失来比喻理想的失落，隐喻“文革”给一代人留下的精神创伤。这首诗也成为中国朦胧诗的一座高峰。

　　但诗人的生活并没有攀上高峰。因为对工作总是心不在焉，1984年，梁小斌被制药厂除名。当时年轻人没有工作就是“另类”。父亲对着失业的儿子纳闷：“这个没有工作的怪物，居然还睡得那么香。”从此，梁小斌自我流放在写诗的道路上，切断了一切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