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卢布危机和中国迈向“新常态”，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情，问题却出自同一个源头——资源依赖。俄罗斯的卢布危机源于能源依赖(占据国家财政半壁江山)，而原油价格一旦下跌，外资出逃、债务危机、利率攀升、货币贬值不可避免;我国迈向“新常态”，本质上是去除低成本资源依赖，包括人口、土地、环境等这些在过去引以自豪的资源。资源红利一旦开始消退，不仅经济下台阶，发展模式的脆弱性、被掩盖的问题全部暴露，而且经济转型的代价特别高昂、转型的难度也特别大。

　　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注定不可持续。

　　资源优势让一国发展站在领先的起跑线上，但是，资源丰富却可能让一国长期躺在“资源的温床”上睡大觉。资源越丰富，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红利攫取，给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带来了不竭动力。但是，资源一般为国家垄断，资源红利一般也意味着社会中强大的国有经济能力。由于这种能力带来的经济动力是如此强大、持续时间是如此之长，一国上下全部受益于这种能力，也自然会认可这种皆大欢喜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凡是资源依赖型的经济体或经济发展模式，无一例外的是，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培育不够、通过辛勤劳作驱动经济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够。现实中，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享受惯好日子的人不愿意苦日子。

　　但是，资源依赖型的经济模式注定不可持续，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源稀缺国家替代依赖进口的资源，如页岩气替代原油;二是相同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出现，如东南亚国家相仿我国的低成本模式;三是资源争夺导致资源价格强波动，甚至是战争;四是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增长经济模式脆弱、内生性不足;五是资源可能会枯竭，例如不可再生能源终有一天会用完、人口红利会消失等等。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欧佩克(OPEC)石油禁运导致的全球性紧缩，已经让发达国家(特别是资源稀缺的国家)居安思危地认识到，继续依赖OPEC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无论是日本将节能做到极致，还是美国页岩革命、特斯拉带来的新能源革命，都是资源稀稀缺国家摆脱资源依赖(进口)不懈努力的结果。

　　要研发新的替代性资源，就必然意味着科技创新，资源稀缺的国家必须要发挥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充分竞争的活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我们看到，凡是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作用充分的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源稀缺倒逼的结果，而国内的产业结构也比较完整。同时，凡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活跃度都不会很高、产业结构单一。尽管国家和国民会因为资源丰富而变得富裕，但屡受资源价格下跌和替代性资源出现的冲击，以及相同类型资源国家的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围绕资源来发展经济造成的路径依赖，让很多资源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内生性增长不足、市场活力不够的弊病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因所依赖的路径被锁定，不得不强化既有资源的依赖，如OPEC上世纪石油禁运、沙特企图以“不限产”来打垮页岩和特斯拉维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等。但是，无论从全球环境治理、资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还是从经济可持续增长出发，新能源取代石油、铁矿石等被认为是工业革命“血液”的旧能源是必然趋势。

　　目前，移动互联、智能化为代表的技术研发，已经成为新的生产力，以其为生产方式的制造业新周期、全球工业革命4.0已经崭露头脚，二战后的几次科技创新代表的工业革命和相应的要素投入模式已经穷途末路，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转型不可逆转。从我国来讲，上世纪8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下，特别是多种红利集中于过去30年，如建国初的婴儿潮和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国际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到我国、发达国家高增长带来的强大需求、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等，以低成本资源红利参与改革开放迫不得已、实属必然。

　　从这个角度讲，过去30年我国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本质上尽管是一种资源依赖，但也是一种无法跳过去的“常态”。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资源依赖尽管是一种具有必然规律的“常态”，但它仅仅是我国融入工业文明、城市化文明、市场经济文明的基础。当整个社会已经具备了这些文明的基础后，就应该适时地转入以充分发挥市场微观主体平等竞争为载体的“新常态”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证明了我国继续延续资源依赖的不可持续性，当时借助于资源价格下跌本来可以实现向“新常态”的过渡。但是，囿于资源优势长期依赖所掩盖的模式脆弱性爆发，以旧模式加杠杆，甚至一定程度的复归为代价的反危机措施不得以而为之。问题是，反危机措施仅限于托底经济，不能常态化。可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是，各地十分迷恋2008年以来反危机政策的常态化。近期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折射2015年经济或明显下滑，需要反危机政策来托底，创造推进改革必须的平稳环境。但很多人将这一“稳增长”政策与新常态挂钩，夸大从7.0%到6.5%的下滑的恶性影响，把新常态当作危机形势来看待。

　　时隔不到6年，全球反危机的弊端便暴露无遗，政策刺激弹性降低、时效缩短，特别是新兴国家、资源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目前，又到了我国迈向新常态的时间窗口，以大宗商品价格、能源价格下跌为契机，推进旧产能彻底退出，给市场微观主体活力培养提供空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015年是新常态的攻坚年，令人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