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发展需要反本开新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谈民间戏曲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国家京剧院成立60周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的成立对于新中国戏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京剧是中国戏曲的集大成者，它吸收了众多地方戏的优长，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艺术植根于民间戏曲，民间戏曲不但是京剧艺术的根，也是将来戏曲发展反本开新的本。

　　近年来，民间戏曲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为促进地方戏曲保护和发展，文化管理部门曾制定下发了《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扶持地方院团，资助地方戏剧目，对最具代表性地方戏曲剧种的史料进行抢救、保存等。2014年，在中宣部牵头下，文化部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部门组成地方戏曲传承发展调研组，赴14个省份进行专题调研。调研了解到，各省剧种数量有增有减，以减少为主；剧种流布的范围严重萎缩，剧团数量持续下降。2014年9月，中央有关领导在北京调研戏曲工作时强调：千百年来，城里乡间搭台唱戏，是中国社会一道独有的文化风景线。我们必须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战略高度，认识和看待戏曲艺术。

　　民间戏曲和中国戏曲有着怎样的关系？当前在民间戏曲的搜集、整理、发掘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民间戏曲及其草台班社的现状如何？民间戏曲，除了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还具有怎样的内涵？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多位戏曲专家和全国政协委员。

　　刘祯：民间戏曲，戏曲发展的原点与动力

　　著名戏曲研究专家、梅兰芳纪念馆副馆长刘祯主要从事戏曲史论及民间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他是较早关注、重视并持续出版民间戏剧专著的学者，其《戏曲学论》、《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论》等著作在民间戏剧研究方面具有首开先河的意义。民间戏曲与中国戏曲的关系、民间戏曲的历史规律、以历史经验反观民间戏曲在当代的发展一直是他思索的问题。刘祯介绍，在中国戏曲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民间戏曲不是被史官和包括当代大多数戏曲学者所接受的事实，所以，在各类戏曲史中，民间戏曲始终处于边缘的状态，这种看法有文献等技术层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史官和学者们的认识和立场。戏曲发展一如其他文学、艺术，到文人之手臻于完善，但也会逐渐趋于凝固和僵化。但是，在对戏曲史学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刘祯注意到：每当戏曲面临转型和新体制样式出现时，其助力均来自民间，民间是戏曲不竭的源泉。他举例说：“比如清代乾隆年间的‘花雅之争’，昆曲作为‘官腔’发展到一种极致时，并没有因为昆曲的曲高和寡以及‘吴音繁缛’而使戏曲走入末路，而是峰回路转，出现了花部地方戏曲、民间戏曲的兴盛，民间戏曲具有勃勃生机，不仅站稳了皇城根，而且带来了观众审美新的时尚和追求，其与昆曲等融合、汰选的结果是京剧的形成。而京剧风行全国200多年，流走于雅俗间，即便有了国剧之地位，亦始终保持其俗性，保持与大众的密切联系，而非一股脑儿的高台教化，亦非一股脑儿的阳春白雪。”

　　在当代，民间戏曲仍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在刘祯看来，当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传统不仅是历史，是艺术的积淀，还是戏曲还原、反正的原点和力量，传统最深厚的根基依然存在于民间。不过，在非遗保护的背景下，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戏曲具体的某一剧种、某一剧团或某一戏曲样式，而较少关注民间戏曲，因为民间戏曲更多呈现的是一个整体，具有生态系统意味——而这，与地方保护之利益无关，所以，非遗保护实施已多时，但民间戏曲仍然多处于边缘角落。对此，刘祯明确指出，中国戏曲的不败与不断，恰在于民间戏曲丰富的滋养和包涵，民间戏曲的缺位意味着戏曲艺术二元体一极的割裂，这样，作为精致的戏曲艺术无论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都会有凝固和枯竭之日，这对戏曲发展来讲是性命攸关的。民间戏曲的传承人是民间艺人、演员，它的传承方式多为口传心授，这也决定了民间戏曲保护和传承的难度和艰巨性。对于百姓，戏曲不仅是他们要欣赏的对象，更是与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维系，所以，戏曲不仅仅是剧本，也不仅仅局限于舞台，而是演员与观众的情感思想交流，台上与台下的跨越与沟通，这也是民间戏曲的基本形式和演出要义，是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够“长生不老”的秘诀，它给当代戏曲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当代戏曲，精英层面的重视不可谓不多，但却有着过多的负载，在一步步走向精致的同时，也会与观众拉开情感和沟通的距离，进而会产生诸如‘危机’之类的问题。时代在进步，艺术趋多元，舞台手段亦多高科技运用，戏曲发展今非昔比，是一项系统工程、文化工程，并不能够局限于舞台剧场，更不能理解为只是文本人物，但民间戏曲依然是戏曲走向未来最基本的保证和动力，民间戏曲及其所具有的生态系统是戏曲生命的最本真和持久的活水源头。”刘祯说。

　　刘文峰：以文献研究助力地方戏发展

　　民间戏曲种类繁多、历史悠久，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十分重要。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刘文峰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戏曲志》等国家重点项目编撰工作，他梳理了这样一条民间戏曲研究的脉络：新中国成立之前，学术界对地方戏的研究重视不够。上世纪30年代，以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等为首成立了北平国剧学会，齐如山重视京剧，也重视地方戏，做了一些工作，如搜集了不少地方戏的剧本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改变了过去戏曲研究个体化和从文献到文献的状况，既有戏曲史论研究，也有舞台艺术研究，之后在剧目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改编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不仅把戏曲作为艺术来研究，也将其作为文化来研究。30多年来，出版了《中国戏曲志》，搜集的全部文字资料超过3亿字，还有大量图片、音像资料。其中除各省卷外，许多地方还出版了剧种志、地县戏曲志，香港、澳门卷也正在编撰。还有联合全国力量编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它们成为今天地方戏研究的珍贵资源。近年还编撰出版了《中国当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剧种发展史》等。随着新技术的兴起，又做了全国剧种音像资料库，将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的60000多张老唱片、160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进行了数字化整理，还收藏了3万多张光盘，共282个剧种的音像资料。

　　研究工作不仅系统整理保存了宝贵的民间戏曲资料，并且对其发展本身具有实际意义，刘文峰认为，戏曲研究对于有些只在民间范围里流传，没能够发展起来的古老剧种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如豫剧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比较落后的，有着作为北方梆子剧种共同的特点：男女同腔、同调。很多男演员变声前能唱，变声后就唱不了，所以出现了女老生。以王基笑为首的一批豫剧音乐家在传统音乐基础上通过变调、节奏变化、乐器改革等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使豫剧成为流行全国各地的大剧种。

　　傅谨：戏曲的文化传承与演出市场并不矛盾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曾对浙江台州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苏的民间戏班进行了长达8年的跟踪调查，以此出版了30万字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一书。对民间戏曲，他一直保持着关注，根据他的观察，在民间有大量值得传承和需要传承的丰富的戏曲艺术遗产。以剧目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活跃在民间戏剧舞台上的剧目仍以传统经典为主，数以万计的民间剧团在戏曲传统一脉的传承保护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十几年来国家对京剧、昆曲的支持力度明显提升，但地方剧种还没有得到同样重视。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做过多次民间戏剧的保护发掘工作，这期间确实搜集整理了约5万多个剧目，但这些剧目大多只是以剧本的方式存在，演出形态大多失传，意味着民间戏剧形态丧失了完整性；尤其是很多地方剧种出现京剧化的倾向，更导致民间戏剧遗产的流失。

　　针对这些现象，傅谨认为，应重视对民间戏剧遗产的重新发掘整理。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村镇的民间艺人掌握的许多剧目，现在也已经面临失传，如果将这些剧目有效传承下来，戏曲的家底就会丰厚得多，更不用说民国期间大量的保留剧目。“自清末民初以来有大量的京剧海派剧目，比如《狸猫换太子》，后来上海京剧团虽然也演，但和民国时期演出的内容相比，已经只剩很少的一部分，数十本的连台本戏被压缩成大概只有两三本。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剧目花点力气去重新整理，让他们以更丰富完整的面貌重返舞台？”

　　今天保护地方戏对于推动京剧的发展是否会产生作用？傅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比如温州民营剧团演瓯剧，也演京剧，他们在农村演出，接地气，京剧市场很红火，也带动了戏曲市场整体的红火。不过在北京，京剧民营剧团几乎没有，如果有多家民营剧团，北京的京剧演出市场就会更繁荣，对京剧演员的成长更有助益，像国家京剧院这种标志性剧团的示范作用，就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清晰。

　　多年来傅谨一直提倡演员应该面向社会，走市场化道路，对于民间戏曲来说也是如此。他强调，戏曲既要传承，也不能忘记市场在传承中的作用。让观众欣赏高水平的戏曲表演，既是市场的要求，同时也是传承的核心内涵。这些年来，戏曲领域市场效益最好的，恰恰是经典剧目的高水平演出，而不是新创剧目，这一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它充分说明文化传承与演出市场两者是可以兼顾的，而且，民营剧团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无论京昆还是地方戏，只有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演出市场的关系，戏曲事业的健康发展，才有希望。

　　侯露：民间戏曲，是一种乡愁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侯露既是戏剧创作者，又是研究者，多年来她一直为戏曲抢救奔走呼吁。

　　侯露委员说，徽班本身就是民间戏班，京剧艺术就是从民间中来的。在过去，家里置办红白喜事都要唱戏，这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中央仍没有忘记把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对地方剧种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调查结果是全国约有300多个剧种，这意味着，一天看一个剧种，能看上一年。那时侯露的家乡安徽就有24个剧种，家乡有一句话叫“忙时作田，闲时唱戏”。中秋节一过，粮食收回来了，戏班子就开始活跃在广袤的田野上。在安徽泗县，至今仍是村村有锣鼓，到处有戏班。“家乡的乐器拉起来，音乐响起来，方言唱起来，那是只有你的家乡才具有的记忆和味道……”在侯露委员看来，戏曲，不仅仅是文化，它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乡愁。习总书记讲“记得住乡愁”，其实地方戏，它正是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戏曲也是老百姓无可取代的叙事载体。”候露委员强调，老百姓可以用山歌、秧歌抒发感情，但是要讲述故事、表达思想，地方戏曲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戏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教你怎么当官，怎么做人，它是老百姓的“百科全书”。

　　2014年，侯露委员参与了全国政协京昆室组织的关于地方戏的调研，受到很大的震撼：湖北宜昌的一个京剧票友社，条件非常艰苦，哪怕是一杯开水也要自备，但是票友们一坚持就是50年。而令她更没有想到的是，在隐没深山的土家族中，调研团看到了“百戏之祖”——“南戏”。很多人并不知道南戏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是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汉族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为了一睹“南戏”，调研团驱车一两个小时，坐船一两个小时，泊船上岸再爬一个45度的高坡……“就在这样闭塞的村里，他们传播着‘资丘南戏’，‘保存’着近千年的汉族‘百戏之祖’！文化传承，有时与资金和政策并非有着必然的关系，但是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关键要扎扎实实做点事情，哪怕是为孩子们印几本书，为票友们提供一个文化场所。”侯露说。

　　这些年，侯露委员在政协会议上一直强调，原始的民族文化符号需要保护。因为，戏曲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侯露委员为记者现场演唱了一段苏州评弹版《蝶恋花》和花鼓戏《我们共产党人》，记者从她演唱的旋律中感到似曾相识、过耳不忘的戏曲韵味。正如侯露委员所说：“这就是我们的乡音，我们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