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北京世纪坛医院副主任医师金星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她的父亲金茂岳同志当时就是医院的著名医生。她继承父业，终身从医，在医生工作岗位上服务了数十年。2006年开始，金星历时8年，拜访了100多位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和200多位延安生活的亲历者，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揭开了尘封70多年的历史，展示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式医院从建立到撤离的全景画面。

　　创办于土窑洞中的医院

　　1938年冬，党中央委派傅连评同志负责组建中央卫生处，正式成立的中央卫生处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健卫生工作。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评向中央提出建立一所正规化的医院的建议。1939年3、4月份，党中央接纳了中央卫生处傅连评处长的提议，决定在延安修建一所正规化的医院，为延安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解决生老病死的大问题，中央委托何穆同志在中央卫生处领导下筹建这所医院。傅连评又从中央门诊部抽调共产党员、护士郁彬协助何穆筹办医院。中央拨款5000元，觅地建院。中央组织部又调来上海人陈洛怡，他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腿有残疾，负责总务，一直工作到1939年10月份调离。一同调来的马相友任会计，他后来就留在了中央医院一直工作到1941年。

　　筹建医院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39年9月，中央医院开始接收病人。同年11月7日举行了开院典礼。傅连评、何穆、魏一斋先后任院长。医院的医生有刘允中、金茂岳、阿洛夫等人。

　　医院创办初期，有病床30张，到1943年病床增加到170张。医院先后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结核科、小儿科、传染科、药剂室、检验室、X光室、手术室和护理部等科室，是当时延安科室基本配套、设备较为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据统计，医院从创办至1945年底，共收治病员12677人。

　　医院先后举办了四期护士训练班和一期医生训练班。从1940年后，该院也被称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部。延安学生疗养院在1941年1月成立后，也与该院同设于此，同年11月迁至杨家湾。

　　1947年初，该院迁往华北解放区，组成“第一后方医院”，后改为中央门诊部。1949年3月迁往北平(北京)。

　　最早的干部体检

　　中央卫生处傅连评处长一直特别关注中共领导人的身体健康。早在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部进驻长汀，他们到福音医院看望红军伤病员时，傅连评就曾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士安排检查身体。1932年春，红一、五军团组成东征军到汀州，傅连评看见毛泽东操劳军政大事，身体消瘦，精神疲惫，就决定把一直伴在身边的得意学生陈炳辉派到毛泽东的身边做保健医生，他应该是毛泽东的第一任保健医生。

　　白求恩大夫曾在延安停留了短短几个星期，还为延安的部分干部做了一次查体。时任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医生的金茂岳曾回忆说：

　　经过长征，许多干部都患了肺结核，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都留在了延安。白求恩大夫要求给这些干部做一次体检。他逐一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病史，全身仔细检查之后，用我们红十字会的手提X光机作胸部透视。当时没有暗室，在窑洞里用毛毡挂起来，在黑窑洞里给干部透视，X光机很小，荧光屏还是用手拿着看。一个快50岁的老人，穿上铅围裙，在黑窑洞里一个一个地透视肺部，检查后写下检查结果，还将结果告诉每个干部，说明患有什么病、注意什么问题。最后，白求恩大夫对我们提出，战争年代，要特别关注干部的身体健康。建议干部应由组织部门和卫生部门两个系统来管，要根据干部的身体情况分配工作。这大概是最早的干部体检工作吧。

　　中央医院是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健康服务的一所医院，关向应、张浩、王明、陆定一、罗迈（李维汉）、王观澜、吴玉章、邓发、徐特立、林伯渠、杨松、黄敬、习仲勋、张闻天、续范亭、朱宝庭、陈少敏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来院治疗。1942年5月，中央医院组织何穆、金茂岳、伍义泽等医生为毛主席、刘少奇、贺龙、李富春等中央领导检查身体。

　　毛主席患上“五十肩”

　　毛主席有一段时间得了肩周炎，也就是俗话说的“五十肩”，疼得比较厉害。因为主席经常需要写东西，肩周炎可能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所以很多医生都回忆过在延安给主席治肩周炎的经历。比如鲁之俊，他是医大的教员，看见中医用针灸治病的神奇效果，就特地去跟一个民间的中医学习针灸技术，回来以后给主席行针灸治疗。

　　中央医院也派了护士长何奇经常去给主席做治疗。很多人都给主席治过肩周炎，金茂岳主任也去给他看过这个病。金主任在这方面的医术虽然不一定有多高明，但是他是个很细致的人，注意观察疾病跟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发现，主席办公的窑洞里面有一个防空洞，防空洞的门就朝着主席住的那间窑洞，正对着主席办公的桌子。按主席的生活习惯，他一般都是晚上伏案写作，防空洞里的冷风就直接吹到主席的肩膀上，这就是导致肩周炎的病因。

　　所以金主任给他看病以后就说：“我觉得你这个桌子摆在这个地方不太合适，你把这个桌子挪开，躲开这个防空洞口。另外，在这个防空洞口挂个门帘挡一挡风，还有就是你白天睡觉以后要经常出去活动活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对你治疗会有很好的作用。”主席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这个建议就被主席采纳了，主席把办公桌挪到窗户底下，也经常出来散步晒太阳，活动活动肩背。经过综合治疗，主席的肩周炎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我后来见到何奇，问她：“当时延安有什么样的理疗设备？”何奇说：“那个时候哪里有理疗设备。我去杨家岭主要是给主席做肩背部的按摩治疗，以前我在上海沪东医院学习过这种治疗方法。再就是陪着主席散步、晒太阳。”她回忆说。

　　彭总的阿米巴痢疾

　　据当时在杨家岭门诊部工作的季明回忆：

　　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要在延安召开，彭总从前线回来开会，有一天到门诊部问季明，延安哪个大夫比较好？原来彭总经常腹泻已经有一两年了，吃了些药也不见好，现在回到延安，想治疗一下。季明向他推荐了中央医院的金茂岳，他认为金主任医术比较全面，对病人也好。

　　经过金主任检查，原来彭总得的是阿米巴痢疾，这是一种寄生虫病，病因清楚了，对症治疗后彭总腹泻的毛病很快痊愈。其实，给彭德怀治疗这个病的医生挺多，金茂岳也只是参与治疗的其中一位，但是他找到了病因。

　　给关向应政委做手术

　　在延安，因为生活条件太差，所以结核病人特别多，尤其是在校的年轻学生，集体生活的环境又促进了结核病的传播。当时没有卡介苗，也没有抗结核的治疗药物，主要靠补充营养、休养、晒太阳来治疗结核病。关向应，就是其中的一位结核病人。

　　何穆是从法国留学归国的结核病专家，在没有结核病药物治疗的年代，气胸疗法曾经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何穆曾经给关政委做过气胸治疗术，希望他的病肺能在空气压缩状态下得到休息，以利于结核病的痊愈。但是，关政委的体质太差，又没有必需的抗菌药物支持，术后合并胸腔感染，发展成脓胸，这是危及病人生命的严重事件。

　　关政委的病情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由阿洛夫做一次脓胸的排脓引流手术。就手术本身并没有复杂的技术，可是在当时，却让医生们颇费考虑。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手术在哪里进行，把关政委搬回中央医院做手术，肯定手术条件好些，有现成的手术室和设备，有X光机配合。可是，搬动体质极其虚弱的病人，路程的颠簸就可能加重病情。最后，他们决定到疗养院就地进行手术。

　　这一决定得到中央各方面的支持，贺龙师长派人送来几匹白布，为临时手术室搭起防尘的帐篷。中央医院搬去手术床、照明用的汽灯、器械台、急救药品等一应必需的设备。阿洛夫说：“我们的准备工作要从最坏的情况考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亲自一一检查准备好的物品才出发。手术是阿洛夫主刀，李冰任助手，侯明任器械护士，李树坚任巡回护士。在大家密切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手术。但是，术后的治疗、营养、护理等各方面都关系到病人的康复。虽然大家都尽力了，仍然没有挽救关政委的生命。

　　后记：

　　那是一代特殊的人。

　　这些年来，我访问过的老人的影像总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过，他们的故事总让我热泪盈眶。

　　他们是中国医疗卫生战线的典范。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时，先辈们把医疗卫生工作当成自己的生命，奋不顾身，争取做到最好，容不得别人批评指责；把工作当成理想，把工作和兴趣、爱好融为一体。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医务人员，始终应有爱心，对病人要关心、要爱护，要懂得他们的疾苦，要理解他们的心情和要求，要以宽广的胸怀包容面对的每一个病人。

　　拥有无疆的大爱才能一丝不苟地照顾好每一个病人。经过努力，病人痊愈了，或者一个危重病人抢救成功了，这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现在经济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但不能没有信仰，这些先辈们永远是医务人员学习的楷模。我们也需要像他们一样，坚持全心全意为病人奉献的精神，并把延安时期的医护工作者的精神发扬光大。

　　再忆延安岁月和中央医院的故事，我认为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医务工作是治病救人的事业，是拯救生命、给病人带来快乐的崇高职业。

　　(摘自《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金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刘喜梅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