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学

　　雪天路滑，叶廷芳身着蓑衣、笠帽、草鞋，挑着三十来斤担子独自步行四十五里地赶赴县城，想着别人上学都有亲人相送，自己却孤身且狼狈，不觉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自卑心理转变的契机，是一次违抗父命擅自“逃家上学”的举动。

　　1949年初，小学毕业后，叶廷芳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考虑升中学的事，因为当时社会对残疾人还抱有普遍的歧视态度，公立中学不可能接收他。

　　在家辍学一年后，叶廷芳听一位同村的高中学长说，解放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了，你的身体状况或许也可以上中学。考虑到自己以种田为生确有困难，叶廷芳决定去报名处一试。

　　可是，老师看到叶廷芳的身体状况后连连摇头，拒绝他报名。

　　叶廷芳在走廊里转了几个来回，心里不服气，就去问老师：“不是都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了，怎么对待我还是一样的呢？”这一问让对方愣住了，说：“让我们重新讨论一下。”

　　讨论的结果“雨过天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你可以考，可以考。”

　　难题接踵而至。准考证上要求贴照片，但叶廷芳从小到大都没有照过相。当时，一张相片要等一两个礼拜才能取，而考试第二天就要举行。

　　叶廷芳再次向那位高中学长讨教，学长让他请求报名老师给手上盖个戳，监考老师如果要检查准考证，就伸出去给他看。

　　带着手臂上替代准考证的红戳，叶廷芳顺利考取了衢州中学。但当时货币贬值严重，学费以实物计算为70斤大米，父亲说拿不出这笔学费，否则会影响全家口粮。

　　虽然一心一意想上学，却因为畏惧父亲，叶廷芳不敢有丝毫的请求和抗辩，只能默默目送同龄伙伴离开。

　　开学两周后，叶廷芳担心功课可能跟不上，焦急而沮丧，一个人蒙在被窝里哭了一场。

　　第二天上午，下起雪来，趁着父亲出去串门的机会，叶廷芳一边用浸泡过的豆粒裹上稻草喂牛，一边思忖着一个先斩后奏的决定：擅自进城，借米上学！

　　嫂子已经开始做午饭了，父亲很快就会回来。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叶廷芳将稻草“粽子”往地上一摔。走！他摸了摸牛的嘴巴，说了声“对不起，没让你吃饱”，就收拾起简单的行囊，装上十几斤大米和一串粽子，单肩挑着担子出发了。

　　雪天路滑，叶廷芳身着蓑衣、笠帽、草鞋，挑着三十来斤担子独自步行四十五里地赶赴县城，想着别人上学都有亲人相送，自己却孤身且狼狈，不觉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来到县城堂兄处，叶廷芳提出借米的请求。堂兄很为难：“这大米是我爸爸专门挑选出来的好米，拿去交学费太可惜了！”

　　听到这话，自尊和悲愤涌上叶廷芳心头，他想自己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你却连米都不肯借，手足之情都去哪儿了？脑海中责问的话刚要出口，却变成了平静的语言：“你不必为难，这个学我不上了，我这就回去！”堂兄善良，终不忍让堂弟再冒雪走四十五里路回去，便把大米借给了他。

　　叶廷芳终于走入了梦寐以求的课堂。

　　此后的十余年，虽有挫折，叶廷芳再没有放弃过对学业的追求，一路读到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而谈及少年时代这段曲折的求学经历，他微笑着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光 热

　　叶廷芳的人生哲学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让生命在燃烧中耗尽，不让它在衰朽中消亡”。

　　童年的际遇改变了叶廷芳的命运，也因此逐步培养起他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残疾孩子将来养活不了自己，会成为‘社会废品’，所以，我从小就尝试证明自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甚至还能够为大家尽点力，做些事。”

　　正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让叶廷芳在学业、专业之外，更多地关注社会。

　　从初中起，叶廷芳就利用寒暑假组织村里的年轻人，为缺乏文娱生活的乡亲们建起了一个戏剧班子，叫“农村剧团”，利用当地流行的越剧曲调来填词，义务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

　　每次返校，“演员”们都敲锣打鼓送叶廷芳到村口。“这段经历激励了我积极的人生观，也为我后来与戏剧结缘埋下种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接触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叶廷芳又增添了一种启蒙意识，在德语文学研究之外，他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并尝试通过传播来启悟民众。例如在圆明园复建的问题上，叶廷芳曾连发数文，主张保持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原貌和“废墟之美”，强烈反对复建。他认为拼命花钱修旧如新、大拆大建，是对文物的破坏而非保护。

　　叶廷芳也常常把眼光转向建筑领域，从美学角度出发看待建筑，发表文章探讨北京的城市规划，呼吁提高设计师的地位，强调建筑的艺术属性等问题。这种跨学科的视角，受到了建筑界的欢迎与重视，而他在建筑界的最大“动作”，是影响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

　　1998年，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正在筹备中，中央批准用国际招标的方式选择设计方案。当时负责项目建设的人员在投标会上说，这项设计要符合三个“一看”：“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建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

　　叶廷芳非常不赞成这三条要求，他抢在第一轮评审以前，先后在《中华建筑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反驳。他认为，悉尼歌剧院一看就不是个剧院，却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审美规范，早就在两千多年间的建筑中穷尽了，不可能再有超越；而天安门周围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宏伟而带有政治意义的建筑群，再与它协调势必臃肿，不如尝试反差的审美效应。

　　叶廷芳在文中将自己对国家大剧院的美学期盼也概括成了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因而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是合拍的；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叶廷芳说：运用“反差原理”来处理天安门建筑群附近国家大剧院的空间难题，符合“后现代”建筑的“对话意识”理念：我尊重你的既定存在，我也不掩盖我的时代特征。

　　叶廷芳相信自己的观点会对评审有影响。最终中标的方案，是来自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基本符合了叶廷芳对国家大剧院的期许。

　　最后，安德鲁还与叶廷芳见了面，一起吃饭、观剧。

　　从南方乡间渴望上学机会的独臂少年，到中国顶尖科研院所的德语文学研究专家，从卡夫卡、迪伦马特充满荒诞与悖谬的文学世界，到眼前遍布观念矛盾和思想碰撞的现实社会，叶廷芳从未停下过超越自我的脚步，也努力尝试去影响他人和周围的世界。

　　叶廷芳说，他的人生哲学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让生命在燃烧中耗尽，不让它在衰朽中消亡”。难怪，2008年苏黎世大学在遴选叶廷芳为该校“荣誉博士”的推荐书里表彰叶廷芳的学术思想和处世态度具有“勇敢精神、先锋精神和正直品格”。

　　2015年3月，由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插图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他将之视为毕生翻译和研究卡夫卡的一个里程碑。而谈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叶廷芳多了一分随性：“现在终于可以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了。”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人物链接

　　叶廷芳，1936年出生于浙江衢州，1956年考取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外文所文艺理论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九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获聘瑞士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国际歌德学会荣誉会员，代表作品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美的流动》《遍寻缪斯》《美学操练》《卡夫卡及其他》《论卡夫卡的精神结构》《西绪弗斯的现代原型》《论悖谬》《论怪诞之美》《西方现代文艺中的巴罗克基因》等以及译著、编著多部。

　　（本报记者 张焱 本报通讯员 刘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