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是大海;向西,是新途。

作为国家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组成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这是非公有制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千载难逢机遇期”、“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还需要发挥中介组织的优势”、“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各有优劣,在许多项目上都可以联手走出去”……9月15日,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推进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建言献策。

会场内,对问题,条分缕析;提建议,理性务实。

双周协商座谈会前,委员们准备充分。全国两会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开始着手准备。从今年下半年以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率领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以及全国工商联组织的综合调研组,开展了一系列深入调研。

6月1日至5日、6月29日至7月3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成员先后深入海南省海口、万宁、三亚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绍兴等地,走进海航集团等企业实地调研,并举行多场座谈会,与当地政府部门、商会组织、企业家等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7月10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京组织贸易、科技、对外投资、高端装备制造、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有代表性的部分民营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继续深入研讨。

实地调研前,6月1日,调研组邀请外交部、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外汇局、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召开座谈会,了解到大量宏观背景数据。

一些调研结果让调研组成员感到欣喜:非公有制企业发挥机制灵活、民间色彩和互补性强的优势,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总体数量和投资额度逐年增加,占比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力量。

一些调研结果让调研组成员心里感到沉甸甸: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困难还比较多。比如,产业多集中在传统领域,产品附加值低,占据产业链高端的比较少,应对外需变化、汇率变动、贸易摩擦、国

别风险等风险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新机遇

“义新欧”,这条打通了我国东部浙江省义乌市至欧洲、中亚、东盟自贸区的物流运输通道,长达13000多公里,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的一条纽带。

“义新欧”实际运营方是一家非公有制企业——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它的客户绝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业。

这只是“一带一路”战略给非公有制企业带来变化的一个缩影。

西部,新疆。

“2013年集团开始和巴斯夫公司合作,第二年就将产品通过铁路发到了德国。现在,美克集团开始从德国向新疆发货。”全国政协委员、美克投资集团董事长冯东明说。

南部,海南。

“‘一带一路’战略给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带来了新机遇。我们既要积极走出去,与国际优质旅游资源对接,也要加大引进来的力度,实现国际旅游岛在人才、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国际化。”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说。

调研组成员发现,部分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探索出一条解决当前结构失衡、效率低下、需求不足等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走上转型升级的新路。

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形式也正呈多样化:一是建立境外工业园区,抱团走出去;二是获取境外矿产、能源、农牧等资源,延伸产业链;三是获取先进技术、优质品牌、股权资产和营销网络等要素,增强国际竞争力;四是直接在境外投资建厂,实现产业转移;五是承接对外工程和劳务合作、建立商贸城,带动装备、技术、服务等走出去。

市场开拓初期,既有鲜花,也有荆棘。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圣丰集团董事长江南提出,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不能把国内原来所谓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等经验照搬到国外,只有在技术、品牌、管理、人才、服务等方面形成综合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走出去的企业只有重视为所在国的经济、民生作贡献,才能真正在当地扎下根。

问题依然存在政策仍需细化

“我们阿里原来计划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因为沪深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规则不允许我们这种创新的企业管理模式,最后只能在美国上市。”6月29日,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金建杭在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介绍阿里国际化战略时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表示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国际产业并购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大部分海外注册、运营主体在中国的企业,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避税,而是为了规避行业管制。”袁亚非说,十年前,我国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拿不到钱,有外国人愿意投,但国内有限制性规定投不了,没办法只能做出个VIE(协议控制)框架去国际市场融资。国内资本市场要充当本土企业走出去的“弹药库”,真正形成风险定价的市场,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动力,必须有大的改变。

大有大的难,小有小的苦。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痼疾。调研组成员发现,在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现在探索出来的‘内保外贷’模式,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企业的贷款需求,但仍然难与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形势相适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原监事长谢渡扬说,这是我国银行业以抵押贷款为主的商业模式在国际市场上的反映。我国金融体系支持企业走出去还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某种程度制约了商业银行参与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项目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国家政策性银行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钱的问题,只是政策支持体系的一个方面。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褚平说,现在我国对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要比引进来的政策支持力度弱一些,一些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要比对非公有制企业大些。“这既有传统认识上的影响,也有企业发展阶段上的原因。比如非公有制企业数量大、体量小,具体支持政策落地缺少有效抓手。这要求我们要创新、细化政策落实的手段。”

做减法,相对容易。调研途中,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达氏集团董事局主席达娃顿珠看到有些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很强,但推进速度却因为所谓的国内手续问题而受到限制时说,有些法规清理工作要加快,比如原来对外投资的审批,由发改委、商务部两个部门管,现在改革了,但还有些尾巴没改完,比如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项目还要审批、两头备案这些规定的现实意义不大,只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有些相对薄弱的环节,则需要加强制度设计、政策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董配永提出,非公有制企业配置全球农业资源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但市场转型升级的步伐仍然很慢。有必要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在全球配置农业资源,用全球优质资源为国内消费者服务。”

发挥商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

到国外、境外经营,非公有制企业经常遇到的一个困扰是:税怎么交?会不会国外交完,国内还要交?

调研组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大部分源于中介组织的作用发挥得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宋兰认为,我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覆盖美、日、德、英、法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南非、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了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但在服务企业方面,我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等专业中介组织的优势没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注册税务师已经超过了10万人,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宋兰说。

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我国从1983年开始,就陆续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到今年8月底,我国正好对外正式签署了100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97个协定已经生效,另外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也签署了税收安排,与台湾签署了税收协议。

团结力量大。调研组成员普遍认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仍然处于起始阶段,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比如近邻韩国、日本,最初在探索海外投资时抱团走出去的经验就很有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会长郑跃文说,通过商会等组织到一个地区考察环境,既容易引起当地重视,降低熟悉市场、政策环境的成本,获得当地人的支持,也有利于在投资过程中协调各种问题的有效解决,降低运营中的风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在率全国工商联综合调研组在江苏调研时发现,苏州工业园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得益于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每年定期跟进的高级交流机制,以及商协会的协调。“深圳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成功,与高层交流分不开。”林毅夫说,在一个对中国政府相对友好的国家投资,最好由商会出面谈判,是相对保险的方法,效率也会更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集湘发现,我国许多驻外使领馆都在所在国牵头成立了中国企业商会。“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公信力很强的商会,常态化活动还不多,作用发挥得还不充分,需要在人员配置、经费保障、运作机制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能力,是国家能力、政府能力、企业能力、中介服务能力四位一体,最终体现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范集湘说,这需要三个维度的协同。一是外部性,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要系统化、有针对性和时效性;二是内部能力,特征是企业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三是企业之间的配合能力。行业龙头企业与行业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