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即将过去的“十二五”，科学发展、创新驱动、简政放权……不同的词汇代表着国家发展、改革的新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新提高，生活质量有新改善，更多人的“幸福感”正由期盼变为现实。

　　对每一个政协委员来说，回首“十二五”，不仅是感受、分享国家改革发展的红利，那些为规划的制定实施的执着、奋斗，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我看“十二五”》栏目，通过“十二五”期间政协委员、普通人的身边故事，从一些侧面折射、展现、记录中国的发展。敬请关注。如果读者有这样的类似故事，可以提供给我们，也可以拿起笔来，共同书写我们时代的进步、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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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十二五”：车改落地的五年

　　掐指一算，“十二五”的五年正好是车改从再次提出到基本落地的五年。1993年，中国出现东莞沙田镇车改，1998年有大庆车改与中央机关车改，本世纪以来又有杭州、温州车改等。笔者于2003年5月23日从中南财大到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第一天就自主推行“叶氏车改”———自购私车，一月补贴500，出武汉市实报实销。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局部的，而且是断断续续的。真正的全国车改是从“十二五”开始的。

　　从2004年起，笔者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呼吁车改，在“十二五”产生了效果。因此，关于车改，笔者有5个终身难忘的时刻。

　　一是2011年3月5日上午，温家宝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第一次提到“积极推进公车改革”。当现场的记者通过短信告诉我有车改的内容时，我无比的激动，含着热泪唱完国歌。我的呼吁终于有了结果。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放在代表、委员与记者的席位上。记者为了抢到好新闻，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凌晨排队，人民大会堂一开门就冲进去，抢先阅读工作报告，他们才会在我刚进大会堂不久就给我发短信。感谢十年来记者对我的支持，特别是对车改的大量采访。

　　二是201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进一步深化公车改革”。来采访的记者特别多，都在猜测如何“深化”。

　　三是2013年11月25日提出车改方案。2013年11月15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只提到严格执行公车配备制度，看不出来改不改，也因此而郁闷。但是，十天之后好消息终于传来。11月25日公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提出了完整的车改方案：“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实行“公务出行的社会化、市场化”。其中，“适度”、“公务”二词决定了车补不会像已经车改地区的车补那么高，比如，在温州，处级干部的车补一月最高达到3100元。

　　四是2014年3月5日，李克强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尽快启动公车改革”。

　　五是2014年7月15日，我终于比一般人提前一天见到了中央机关“5813”（科级一月500元，处级800元，局级1300元）的车补数据。地方一般不超过130%，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不超过150%。正式对外宣布是在16日的下午3点的中央电视台。

　　到2014年12月，中央机关车改已经全面完成，步入正轨。从2015年7月1日开始，作为地方车改的东西部两个试点省份，广东、陕西率先进行车改，效果良好，厅长拼车也司空见惯，很多公务员能够熟练使用打车软件。排在第三的省份居然是湖北。7月24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湖北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随后又有安徽、贵州、河北、云南等省进行车改。除了党政机关车改之外，今年将会启动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金融机构的车改试点，明年车改的重点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其实他们已经跃跃欲试了。明年还会有各级党政机关的车改收尾工作。比如，云南就表态：县、乡镇的车改要延期到明年。因此，过了“十二五”，车改可以说是大头朝下了。

　　笔者呼吁了20多年的车改，其中又搞了13年，又伴随着“十二五”的车改历程，心里是由衷的高兴。“公车私用”、“公车浪费”、“官员屁股底下一座楼”、“公车使用三个三分之一”等历史性语音终于可以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作为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现在的省政协委员、坚定的民进会员，能够全力全程并不顾一切地推动公车改革的进程，是人生中难得的一种经历，要感谢统战部门、民进组织给我提供了机会。可以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十三五”的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会进一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