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蒋经国故居主楼变身麦当劳的消息引发关注，而其实星巴克一个多月前已经在该故居副楼开业。名人故居具备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本该得到妥善保护，但事实上，即便是存留时间较短的近代名人故居，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保护困境，如王国维故居私搭乱建严重，田汉故居沦为大杂院，冯友兰故居被荒废野草疯长等，不少近代名人故居的生存现状令人担忧。（《新京报》2015年11月17日）

其实，类似于杭州蒋经国故居主楼变身麦当劳等过度开发利用等现象，在全国不少地方也普遍存在。从北京故宫的建福宫建成会所，到南京的“宋美龄别墅”承办婚宴等等，更有甚者私自扩建改作他用，或者干脆进行野蛮“掠夺式”旅游开发，名人故居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处境尴尬。

诚然，名人故居只是一个符号，单凭其本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尚不足以使它们免受破坏，何况还有大部分都没有被纳入文物保护体系的范畴。仅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文物部门相关资料显示，北京目前存有元代以来的名人故居1500余处，其中绝大多数尚未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城内现有的308处较为知名的名人故居中，保护较好的只有74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也导致很多名人故居目前都“名存实亡”，即建筑本身还存在，但里面的设施、物件都被破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保护资金不到位关系密切，但最重要的是城市决策者和文物、文化管理部门的不重视。 

而一些地方的名人故居虽然制定了切实可行和科学的保护规划，但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施政思维下，由开发商来主导建设，为了平衡资金、追求利润，只能是不断修改规划，其结果是达不到保护的目的。当前在一些地方，一些名人故居和历史宅院悄然变身为豪华餐厅和高档会所，或把名人故居重修再高价卖出，或变成有钱人居住的新社区、或变成高档娱乐休闲地、或变成专供旅游参观的布景道具，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形象亵渎，更是对故居和历史宅院的软破坏，也是对城市历史文脉的割裂。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改善了建筑，利用了文化资源，却破坏了历史环境，文化历史联系被割断，文化特色在消失。

正确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导，按着规划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保证按规划实施。同时，要注意采取逐步整治的方式，尊重居民的意愿，保护居民利益，调动居民的积极性，政府出资为主，居民出资为辅，要“政府主导，居民参与，逐步整治，渐进改善”，在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进行保护的同时，向社会筹集资金做好名人故居保护工作，这样才可以做好保护区的保护、整治工作。这可以借鉴上海、苏州等地的做法，在签订法律文书、确保不改变名人故居原始结构、原有风貌的前提下，将部分名人故居出租、出售给私人业主，通过产权转让的方式推动名人故居保护，拓展新的保护途径。

当然，名人故居的保护，最大的缺憾莫过于法律法规的缺失。尤其缺乏对于“名人”、“名人故居”的法律界定，缺少相应的准入标准、申报程序、筛选机制。这其中包括名人故居的基本概念和法律地位需要明确；名人故居的认定审核应建立起法定程序，除文保部门外，也应让普通民众、专家以及民间社团有权提请认定。名人故居保护虽属于公共事务，以民间保护团体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参与却也不可或缺。应该加快立法进程，细化行政管理部门、故居管理者与使用者的责、权、利。另外，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名人故居保护工作，支持成立相关民间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通过法规明确其角色定位，构建有利于保护的良性机制。树立统一制作的文化名人故居标识，在街道醒目地方进行标示。开辟文化名人故居网，公布各故居的基本信息、公交线路、名人简介等。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割断历史文脉，而名人故居等正是这些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1982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知中说：“城市发展并不等于所有的城市都要建设很多工厂、大马路和高层建筑。特别是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城区、古城遗址、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古建筑、风景名胜、文物名木等，更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加保护，绝不能因进行新的建设使其受到损害或任意迁动位置。”城市的文化气质从一座座名人故居和古院落、古建筑的一砖一瓦上大致也能辨认出来，从大街小巷矗立的一株沧桑的古树上也能够体现出来，古建和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里真正的原住民，改变、利用和驱赶原住民，我们要三思而行；不得不改变时，我们要慎重；要砍伐时，我们需要深刻的道歉，假若文物给道路让道，给发展和商业让道，城市虽然不会因为少了一些文物而少了现代风采，但是的确少了一些沧桑的“老居民”。对待历史文化遗存，我们真的需要从心里仰视。

保护生态环境只影响到人的肌体，保护名人故居等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却涉及人的心灵，能够让人们的心灵多了些追溯的记忆，也许这才是物质社会更应该保留的人文精神财富，保护好名人故居和历史宅院就是沿承城市文脉，也是新型的城市精神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础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