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冲突

控烟传播力度不够的背后有认识的不足，更有利益的冲突。因为烟草业巨大的相关利益，各国的控烟工作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虽然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因为烟草商的阻挠，公约一直没有生效。

在巴西，控烟人士同样要与烟草商进行激烈的博弈。当地的控烟人士说，很多时候烟草商与议员们是捆绑在一起的。在南部的一些烟草主产区，经济力量已经演变成政治力量，一些议员已成为烟草商利益的代言人。

政见不同，对控烟政策的影响也不同。赛哈表示，他担任卫生部部长时，巴西不允许烟草业赞助F1赛事。但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改变了政策，允许烟草业赞助。一年后，由于百姓反对，政府又禁止了烟草业对F1赛事的赞助。而事实证明，烟草业的赞助并非必不可少。“没有烟草业的支持，F1赛事依然很强大。”

虽然巴西控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控烟对国家财政税收的影响并不大。据了解，目前巴西烟草业收入在巴西财税收入中的占比较小，为1%～2%。由于巴西烟草80%用于出口，控烟对巴西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巴西烟农也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

与之相比，中国承受的控烟之痛显然深重得多。中国的烟草主要是内销，烟草业一直是重要的财税来源之一。郑榕说，中国来自烟草行业的税收占到整个财政税收的6%～7%。消费税的收入主要归中央财政，而烟草消费税的收入占到了全部消费税收的一半以上。并且，烟草公司还是所有国企中上缴利润最高的，上缴利润率达25%以上。在一些产烟大省，烟草更是地方经济、财政的支柱。

不仅如此，一旦全面实施控烟，大量烟农还将面临转产的压力。不过，郑榕觉得从烟草产业链的角度分析，烟农分享的利益是最少的，而且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种烟带来的收入也比较低，她认为，转产对烟农可能不是件坏事。不过要让烟农们认识到自身经济利益问题，并且放弃种植习惯显然并不容易。

控烟人士们提醒，衡量控烟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只看重财政收入上的变化。由于烟草对健康的损害，从公共卫生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考虑到控烟带来的健康收益及公共卫生投入的减少，控烟的收益将远高于由此付出的成本。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还缺乏具体的测算。郑榕表示，他们一直希望能对此进行具体的研究。详实的数据显然更容易说服各级政府在控烟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从巴西的情况来看，尽管多个控烟部门都表示控烟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但目前也缺乏具体经济数据的支撑与比对。

圣保罗州卫生厅的相关人士介绍说，实行控烟6年后，当地因吸烟导致的心脏病、中风下降了三成，控烟花的钱低于用于就医的钱，从卫生经济的角度算，省了钱。

巴西的癌症医学院在全国烟民中所做的调查也表明，由于控烟，男女烟民的心脏病发病率下降了38%，肺病下降了31%。其中肺癌下降了10%。

巴西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相比于烟草带来的税收收益，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更为巨大，这也是政府下决心控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参议员赛哈说，就目前来看，控烟影响的更主要的是新烟民，因为烟草成瘾性等原因，控烟对老烟民的影响还相当有限。也就是说针对老烟民的医疗支出仍将维持。而对新烟民，特别是青少年烟民医疗支出的变化，通常要几十年后才能集中显现。从这个意义来讲，要准确计算公共卫生支出的账，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其经济利益的展现则需要更久的时间。

虽然面临艰难博弈，但控烟人士认为，控烟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之间并非“死结”。目前，完全可以从提高烟草税、烟草价格等方面取得突破。

郑榕指出，从世界各国的控烟经验来看，提高烟草税与烟草价格是减少烟草消费的单项最有效措施。

在我国，通过提高卷烟消费税来提高卷烟价格的策略受制于消费税的价内税设计和烟草专卖体制下的卷烟定价机制。在现有的专卖体制下，提高卷烟消费税以提高卷烟零售价格的有效途径是将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由批发商代扣代缴。2009年的卷烟消费税调整虽然没有改变卷烟单品的价格，但改变了烟草行业的产业规划和卷烟的市场供给结构，并提高了卷烟的平均零售价格和税负水平。

“目前中国卷烟的价格和税负水平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仍有较大的提税空间。未来卷烟消费税制度的调整需要大幅提高从量税的比重，在提税的基础上将两档从价税率统一为单一税率。在现有分税制体制下，提高卷烟消费税还需要配套相应的转移支付方案，以补偿地方税收收入的损失。”记者 潘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