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公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到卓正医疗团队的创建人之一，汤勃的路走得有点儿不平常。当一些同行还在纠结编制、待遇等问题时，他较早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执业方式———通过互联网提高就医的便捷性。

“如果在互联网医疗与公立医院的转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1＋1＞2的。”近日，在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主办的“互联网医疗新纪元：价值探寻与生态重构”论坛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有感而发。相对于传统就医模式，互联网医疗不失为一场变革，然而这个新事物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名医生的出走

作为离开体制的创业者，汤勃是勇敢的，也是无奈的。

1995年，从西安军医大学毕业后，汤勃先后在原国家卫生部和公立医院工作。“去公立医院看病，最大的问题是一号难求。我的孩子生病了，第一反应就是去北京儿童医院，托朋友，找关系，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也就看了3分钟。”

在公立医院出门诊的时候，汤勃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看150个病人。“患者太多，甚至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医患矛盾的85%源于医患沟通不良，医生并非不愿意解释，而是没时间解释。”

作为一名医生，汤勃希望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大型公立三甲医院学科种类齐全、病人多，有利于研究疑难杂症。但在普通门诊，70%～80%的病人都是得了常见病和多发病，疑难杂症很少。因为无法和患者多交流，不断地低水平重复劳动，医疗技术不一定能提高。”

至于待遇，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一方面来自高强度的工作，另一方面来自以药养医的模式，而医生会因此遭遇职业风险等问题。

汤勃现在的公司，坚持规范诊疗，把医生的底薪放在非常高的水平，占医生所有收入的60%。从专业和收入两个角度满足了医生的刚需。他说，“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从医疗本质出发——给患者看好病。”

分级诊疗体系没有形成，以药养医模式依然存在，加剧了医患矛盾，这是医改的难点。“供求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带来了较高的管制需求，而政府部门在较高的管制需求和管制租金的双重力量驱动下提供了高度管制，遏制了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

在朱恒鹏看来，医疗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机遇，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让医生自由执业。

不断探索

随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广泛融合，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医疗信息自助服务、数字病理、远程会诊等形态多样的互联网医疗迅速发展。

作为在线医药服务和医药O2O的先行者，阿里健康副总裁马立讲述了自己在互联网医疗行业不断探索的境况。他说，目前，阿里健康正在打造完整的线上线下一体的医药健康服务网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为庞大的用户群体提供完善的移动健康服务。“我个人认为，所有互联网医疗的探索都要放到当前的医疗体系的大政策环境之下，监管部门要有开放的心态。”

“互联网公司选择自建医疗团队还是选择帮助医疗服务团队？微医集团选择了后者。”微医集团联合创始人张晓春认为，当一个医生像汤勃这样走出体制开办独立诊所之时，还有80%的医生会选择留在公立机构，其实后者也可以通过经验传承和服务下沉等协作实现互联网化。

汤勃认为，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拒绝变革一定会被淘汰。他所在的卓正医疗公司已经拥有一群牢固的“粉丝”，也建起了APP，包括线上预诊和线下随访。“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互联网会起到一个补充、完善和加速的作用。”

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为医疗监管方，张春生在肯定互联网医疗改进公立医院自身的服务和管理的同时，也提出了几个问题。如我国目前缺少基本医疗卫生法和互联网医疗的标准等。

“什么是医疗机构，包括哪些类型，准入原则是什么，过程怎么管理，如何界定医疗违法行为？都要根据互联网医疗的不断发展，在准入、监管及纠错机制方面，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张春生认为，互联网龙头企业应牵头研究一些相应的标准，可以上升到行业标准。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与6月，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在北京、山东和福建等地就互联网医疗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中发现，借助互联网技术扩增、输送、转化优质医疗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乱”等问题。但作为新兴业态，其行业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除了张春生所言，还存在各地的医保、物价等政策对互联网医疗支持不足等难题。

对于新兴的互联网医疗行业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政府部门应积极帮助互联网医疗行业应对挑战，在公共治理与监管上有所创新，做好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