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温暖。所以，从医33年，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温暖，是我开给患者最好的‘处方’。”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寒风刺骨。在诊室里忙碌了一上午，外面还有许多病人在等待。这时，一位老大爷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来说：“贾主任呐，可算见着您了。您的号可真难挂，我在这儿足足等了一宿啊!”我连忙起身，扶着老人坐下来。原来，这位刘大爷已经90岁高龄，无儿无女，又身患肺癌。为了挂号，老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忍着病痛挨了整整一夜。

望着他老泪纵横的面庞、佝偻的身子，抚摸着他布满老茧的手掌，我突然想到自己14岁时就已经故去的父亲。要是父亲还健在，也是这把年纪了!“刘大爷，您来找我看病就是咱爷俩儿有缘。以后只要您来，我保证第一个给您看，不用排号!”我说。从此，刘大爷每次来医院都是径直到诊室找我。一开始，别的病人还有意见，以为老人和我沾亲带故。日子久了，大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都主动让老人先看。

大概过了半年，刘大爷突然病情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老人没人照顾，医护人员就自发排班，帮着打水、买饭，服侍他如厕，陪着他聊天。刘大爷平日全靠政府补贴过日子，我千方百计给老人降低治疗费用，医护人员还组织了捐款，为老人足足凑了5000块钱。刘大爷出院那天，我和同事们一起把他送回家，随车还拉了一大堆东西，除了全新的被褥和衣服，还有大米、油、盐等生活用品。

以后，每次来医院，刘大爷都要乐呵呵地到各屋转转，大声地吆喝：“我又回家了!”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从当医生起，晋代名医杨泉在《论医》中的这段话，我须臾不敢忘记。这些年我获得过许多荣誉，但最看重的，还是患者送给我的称呼———“平民专家”。

前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正准备下班回家。突然，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走进来，“扑通”一下子跪在我面前，泣不成声地央求：“贾主任，求求您，救救我妈妈吧!”在姑娘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她的母亲于2001年患了卵巢癌，现在已转移到全身，已经不能下床了。

我的女儿像她这么大时，还常常在妈妈怀里撒娇，而这位小姑娘却承受着即将失去妈妈的痛苦。“一定要让她的妈妈多陪孩子几天!”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小姑娘，你引路!”我立即驱车出发，两个小时后，来到天津蓟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走进卧室，只见炕上躺着一位骨瘦如柴的中年妇女。“大夫，真没想到您一个大主任，能专程来村里给我看病。”她哽咽着说，“我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只是儿女还小，舍不得他们。”

望闻问切之后，我深知已无力回天，但依然开了一副药方，希望能减轻她的痛苦。看着哭成一团的一家人，我的心像被刀子剜了一样，只恨自己没有妙手回春的医术。

离开之前，我仔细打量了他们的家：破旧的平房，破旧的家具……想到小姑娘将不得不辍学挑起家庭的重担，我心中一阵酸楚。我把随身带的2000多元钱全部塞给她说：“孩子，别哭，拿着这钱继续上学，以后有困难随时来找我。一定要坚强。”

不久之后，小姑娘的母亲去世了。从那时起，每到逢年过节，小姑娘都会带着自家种的果蔬来看我。我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一直在资助她完成学业。

作为医生，每当我面对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患者时，都会感到“性命所托”的沉甸。多年来，我口袋里一直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患者姓名、住址、电话以及治疗、检查和服药等各种情况。这是我为患者提供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处在康复期的病人经常会接到我的电话提醒：该换哪种药，要注意哪些问题。日子长了，许多患者都和我成了好朋友。

回望从医几十年的路，我深知，我给患者开出的最好“处方”，就是让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温暖，感受到医生是在用真情帮助他们战胜病魔。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