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并非完全臆造。

首开近代规模化中外混搭语言先河的并不是协和语，而是皮钦语。皮钦语是英语Pidgin的翻译，一般认为是Business被广州人讹读的产物。后来上海开埠，又出现了上海版的皮钦语——洋泾浜英语。

英国和美国在东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广州这样的大型口岸产生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生意往来上的交流需求。洋商来中国一般都是短期的商业行为，不会像传教士那样苦学汉语以争取能在华传播福音。出于维稳考虑，清廷也不鼓励中国商人学习外语，更忌讳他们教外国人汉语，甚至还出现过处死外商聘请的汉语老师这样的恶性事件。于是，用简单破碎的英语当作中介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与协和语类似，这种皮钦话同样是敷衍交流的产物，词汇和语法都较为简单，语音上也深受当地语言的影响，如在早期的《红毛通用番话》中，给“一”标音“温”，“非常”标音为“梭梭”，“医生”标音为“得打”，“酒杯”标音为“湾蛤”。“女人”标音为“乌闻”，“买卖”标音为“非些淋”，词汇多为生意场上常用的，标音也是以广州方言趋近英文原音。

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迅速发展，交流需求也随之增加。相对排外情绪浓烈的广东人，江浙人对洋人更友好，学习外语的热情也更高，渐渐形成了上海版的皮钦话——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苏州河的一条支流，1845年英租界建立以后，洋泾浜成为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是英语和汉语接触最频繁的地方。上海洋泾浜英语就在此处诞生。以吴音标英语的《英字指南》也于1879年问世。

洋泾浜英语不但发音奇怪，语法上也深受汉语影响，如catch和belong出现的频率极高，近乎无所不能，而英语中各种复杂时态和人称体系也被彻底抛弃。“已经变冷”本应说“It has become cold”，但在洋泾浜英语中说成“This thing hab catchee cold”，have不但音讹了，而且也没有按照英语第三人称单数该有的形式变成has。

在实际应用中，洋泾浜英语由于缺乏规范，不少词到底怎么来的已经失考，如“辣里龙/la-li-lung（贼）”上海人以为是来自外国的洋词，洋人又觉得这是外国话。甚至会出现真老外根本难以理解的情况，如洋泾浜英语“I want give you some colour see see”是中文“我想给你一些颜色看看”的直译，但是洋大人们能不能理解那就天知道了。

协和语和洋泾浜英语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前者在日本战败后很快消失，后者也在上海失去“冒险家乐园”的魅力后自然消亡。只剩“拿摩温（number one）”等少数词至今仍存留在方言之中。

消亡难道是这种混合语言的宿命吗？

倒也未必，混合语言虽然初期粗糙不堪，但假以时日功能也会逐渐完善，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变成一个人群的母语，形成所谓的“克里奥尔语现象”。

如元朝北方的汉语口语就受到蒙古语的严重影响。古本《老乞大》（朝鲜学习汉语的课本）中就有大量当时受蒙古语影响的口语，如“死的后头，不拣甚么，都做不得主张有”、“穿衣服呵，按四时穿衣服，每日出套换套有”。

这种奇怪的汉语非常重要。《老乞大》甚至这样说：“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语，只是高丽天地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而在公文中，更是出现了逐词硬译蒙古语的汉语。汉儿言语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早期。

事实上，协和语当时也已经有了去俚俗化的兆头。不但在口语中被广泛使用，甚至还进入了书面语，而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大兵话”的低级粗糙感，如民国20年（1931年）8月14日的《关东报》中出现了这样一篇广告：

“梅雨时泼渐过、酷暑天气已来使至今日、为一年中皮肤生病发时之盛之际。故药物肤法，莫逾于天恩水，因杀菌力破强富于深奥之理想，且毫无刺力痛苦之者而皮肤病竟得豁然冰释、欲购虞请问日本东京芝区田村町东京药或各药房、订买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