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 李木元）“号贩子问题是今天才有的吗？为什么存在了这么多年，一直治理不好？”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吕爱平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号贩子问题折射出的是社会管理落后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号贩子存在是由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分级诊疗体系尚未有效建立所致。但这些症结的解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怎么缓解看病难？”吕爱平说，不只中国大陆看病难，西方发达国家看病也难，患者要预约、要等啊！在香港也是这样，“我在香港工作四年多了，每次看病也要预约，就是管理部门的领导看病同样要预约。”

排队挂号和你上公交车、上地铁要排队是一个样。但是总有人不守规矩，想找捷径，于是就有了挤公交、挤地铁和号贩子现象。“这似乎已不是现象，而是‘常态’。”吕爱平说，这是一种落后的‘常态’，周围的人习以为常了，甚至麻木了，看到别人插队加号也不去指责，有些人还把快速加到号为荣，似乎去看病首先要想到如何找“后门”，这是最让人担忧的社会现象。

“预约看病是一种机制，也是一种习惯。”吕爱平说，要想让人们逐步养成这个习惯，领导阶层首先要有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