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 李木元） “我们华西医科大学原来有个妇幼系，年招40来个学生。但是由于儿科压力大，加上不少医院不愿意开办儿科，这些毕业生都不愿意干儿科，后来这个系就取消了。”在3月6日上午医卫界小组讨论会上，华西口腔医院院长周学东委员讲到儿科问题，引起了委员们共鸣。

池慧委员：离开了但内心依然有爱

周学东委员发言没有结束，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池慧委员就接了话：“我曾经就是一个儿科医生，而且干了5年。”会场静下来，所有委员的目光向她聚焦。

池慧1983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被分配到了儿科。池慧说，在那个年代，相比于其他科室，儿科压力也是较大的。“这种压力不仅仅是任务重，工作不分时候，有些事孩子家长带来的。好几个家长都陪着，再加上缺乏常识，动不动就会指责医生，能没压力吗？”

没过多久，池慧开始生病发烧，外耳道疖肿，连听诊器都带不了；还有一次上额窦发炎，发烧伴有牙疼、头疼。加上体质差一些，工作前五年，池慧住院有8次。

后来池慧离开了临床。“虽然是分配过去的，但是我很爱儿科这个行业，因为我很喜欢孩子，特别是在看了《林巧稚传》以后，我觉着和孩子打交道很幸福。现在想起来还有遗憾。”池慧说，她一直关注着儿科的发展，对这么多年来儿科医生面临的问题很痛心。“不要总提收入问题，儿科医生最需要的是尊严，如果你想到将来谁给自己的孩子看病，你就应该理解儿科医生的苦和难。” 

葛均波委员：我与儿科擦肩而过

在小组会上，中科院院士葛均波委员在谈到儿科医生问题时，告诉了大家一个“秘密”——他本来是儿科毕业生。委员们听了很惊讶。

1984年，葛均波毕业于山东省青岛医学院儿科专业，研究生读的也是小儿心脏病领域。

其实，当时就有“能治十男人，不治一妇人；能治十妇人，不治一小儿”的说法，可见儿科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受待见。

“即便如此，我是想从事儿科的。可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一家县医院，那家医院根本没有儿科。当时真的很失望，觉着所学无用武之地。” 没办法，葛均波选择了赴德国留学，研究成人心血管疾病治疗。

“虽然我现在在心血管疾病领域做得不错，但是回想当年，还是有点儿不舍。”葛均波说，到了1998年，全国医学院系调整，儿科系被取消了。“我回去参加校庆时，看到我们的系没有了，又联想到当前儿科的窘境，内心感到丝丝无奈和伤感。”

在葛均波看来，取消儿科系对今天儿科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也让我们反思，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定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行业内的意见，这样的决策才科学，才能助力行业发展。

葛均波建议，当务之急除了尽快恢复儿科本科招生，还要从待遇、继续教育、职称晋升等多方面给予儿科医生倾斜，让他们对职业前景充满希望。“我们也应多宣传儿科，让人们多了解儿科医疗常识，给儿科医生更多的尊重。”

赵平委员：发展好儿科一直是我的心愿

“我不是儿科医生，可我是儿科医生的丈夫。发展好儿科一直是我的心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委员也道出了自己的儿科情节。

赵平的爱人从1974年开始当儿科医生，一直到20多年后退休。“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我已经很忙，可她比我还忙。她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赵平说，孩子对母亲是很依赖的，可他的爱人因为要到外地进修，儿子刚出生56天就被送到了托儿所。“我们俩经常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儿子说过多次，‘你们对我太无情了’。”

爱人多次对赵平说过儿科医生风险高、压力大、待遇低等问题，特别是看到医院因为儿科创收小，对儿科不太重视的时候，她感到很痛苦，但却无能为力。

“这个问题持续了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得到解决？”赵平表示，我们总在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难道对于关系到广大儿童健康的儿科就必须要强调绩效考核吗？政府部门和院长们能不能承担更多的责任，保证儿科医生的待遇，让他们安心工作吗？ 赵平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