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精神赡养方面重申家庭成员“常回家看看”的规定。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员拒不探望老人，老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履行探望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这一生效判决，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平台，对当事人的工作与生活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4月7日《新闻晨报》）

老年人权益保护历来都是司法实践的难题。孝道裹挟着家庭伦理道德，掺杂着亲情之间复杂的恩怨，素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正因为如此，在立法方面道德入法历来都有争议，并且司法实践还是遵循“和为贵”的思想，即以矛盾调解处理为主，避免打官司造成老人与子女之间更大的感情沟壑，赢得了法理失去了亲情，更不利于老人的生活处境。此外，养老诉讼还面临着执行难的困境，不仅判决要履行的看望、照料义务，可能会打折扣，甚至要承担赡养的经济支出，也可能得不到保证。虽然，这些都只是极端的个例，却暴露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软肋。

在道德评价、社会调解不起作用，司法作为最后的兜底手段，无奈的次优选择之下，对于拒不执行判决的不孝子女，有必要给予强有力的惩戒，真正使得法治功能得到应有的体现。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不乏尝试，如今年1月，江苏沭阳法院便将2名拒不执行养老诉讼执行人，比照“老赖”列入“失信人名单”予以惩戒，信用约束用来治孝。上海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明确提出不执行判决的将归入信用平台，遵循的也是一这思路。

“以信治孝”作为“以法治孝”的补充，有利于发挥惩戒的合力。如，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列入“黑名单”包括乘坐飞机、高铁等在内的高消费将被限制，并且不能贷款，经商办企业不能注册等等，对“老赖”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拒不还债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根治。尽管，这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不完全适用于惩戒不孝，不能简单借来治孝，但信用惩戒的原理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不对生养自己的父母好，又如何会恪守社会诚信？所以，“以信治孝”无论基于情还是法，都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有关父母诉子女的官司，在实践中需要情理交融，惩戒不能缺少，并且还应丰富，如被啃老、虐老的人可以用“保护令”制度，但是在惩戒的执行上要更谨慎，应优先选择一定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强制手段。

“以信治孝”作为“以法治孝”的延伸，还期待司法立足于实践，探索完善司法强制与信用约束相结合的具体机制，真正有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