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作《回忆鲁迅》

把林辰先生从贵州高校调到北京从事《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是冯雪峰。早在1942年，苏联塔斯社分社社长罗果夫就研究鲁迅文学遗产问题书面采访许广平，询问：“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许广平回答：“自到上海以后（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1945年9月29日上海《周报》）

谁都知道，如果撰写《鲁迅传》，最难把握的就是上海时期，因为政治情势复杂多变，各类矛盾纵横交织。遗憾的是，冯雪峰只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回忆鲁迅》，从1929年写到1936年，概述鲁迅“从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坚决战士”的生命历程。

书中虽不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写作环境的局限，也有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之处。比如书中提到1936年他从陕北到上海时，鲁迅跟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这就与事实不符。

冯雪峰也并非没有撰写《鲁迅传》的想法。在冯雪峰的遗物中，有一份《鲁迅传》的遗稿，从童年写到五四运动，只有24500字，写作时间不明。

唐弢的《鲁迅传》

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版界面临的第一位大事就是重新编注《鲁迅全集》，出版鲁迅手稿。撰写一部具有权威性的《鲁迅传》也摆上了议事日程，并作为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的一项任务。然而《鲁迅传》跟《鲁迅年谱》不同，不宜集体写作，于是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鲁迅研究室的一位顾问。他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唐弢。

人们期待唐弢写出一部高水平的鲁迅传，因为他是一位通才：既对中国文学有精湛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更为难得的还有两点：第一，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亲炙过鲁迅教导的同时代人之一；第二，他是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书刊最丰的藏书家。可以说，凡撰写鲁迅传记的必备条件唐先生全都具备。

唐弢也确实有撰写大型《鲁迅传》的志愿。他向中国社科院申报了这一项目，得到了支持，社科院还一度为他配备了助手。结果他的《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仅写到了第二编第十一章，即从鲁迅出生写到杭州执教时期，就赍志而殁。

应约撰写《鲁迅传》

据研究鲁迅传记的学者说，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撰写的鲁迅传（包括画传、合传等），共有40余部，加上外国研究者撰写的鲁迅传记，大约有50部。说老实话，这些鲁迅传我一部也没有细读，这样做丝毫不含有“文人相轻”的意思，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研究的独立性。有关鲁迅生平的史料考证文章我倒是读了不少，从中获益良多。

我自己撰写鲁迅传的最初实践是1981年应《中国青年报》之约，为该刊赶写一组连载的文章，以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民族魂———鲁迅传》。

这个任务接受得突然，写作时间是当年7、8两个月的工作之余，时间仓促带来的种种不足在所难免。但出乎意外的是，这本书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30年来一版再版，连书名都被不同出版社改动了四次。这就是普及性读物的效应。

2012年3月16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消息，说是中国作协启动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的工程，于是毛遂自荐报了一本《鲁迅传》，目的是给自己留下一部能够较长远留存的著作，以弥补30年前撰写《民族魂》留下的种种遗憾。两个月后，我交出了一份创作提纲，获得通过，于是这项创作活动就摆上了我退休之后的工作日程。

我想把《鲁迅传》写成一部能够取信于读者而又能让他们看得明白的书。因此，我最高的学术追求就是“真实”二字，即展现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坛曾经存活过的文豪鲁迅。这部25万字的《鲁迅传》我断断续续写了3年，直到2015年金秋才完成初稿。

谁是撰写《鲁迅传》的合适人选

鲁迅，凡中学生乃至小学生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多少读过他的几篇文章，因此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心目之中都有一个具有排他性的鲁迅。更何况鲁迅文本的内涵的确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的开放性空间；鲁迅的精神世界又是一个由多种因子构建的生命整体，其中有绝望和希望、阴暗与光明的交织，也有求索和彷徨、退避与挑争的撕扭。取舍抑扬稍有不当，即可能偏离鲁迅的“本色”“本相”。

那么，谁是撰写《鲁迅传》的合适人选呢？据传记学理论，传记作者应该具备德、才、学、识四个条件，这是不错的。但鲁迅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思想·山水·人物〉题记》）所以我的结论是：传记作者各有优长，不同的《鲁迅传》可以互补。至于哪一本最具影响力，那权威的评论者是读者和时间。文/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漱渝

（本文为《搏击暗夜——鲁迅传》的后记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