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梅如是说：

“晚期肿瘤不可治愈”是现代医学无法逾越的难题，如果我们还不能务实地做好症状控制、让患者活受罪，就太不应该了。

“我们有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第一次去他家时，我惊呆了，病人被椅子、靠垫、被子围着，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只要一动，就会疼得尖叫。病人说，‘大夫，跟你说，我疼痛难忍、度日如年，分分秒秒都在受煎熬。’病人面前有一个小闹钟，他说，他一分钟也不想活了，可是他儿子就要高考了，等看到高考成绩单，他就死而无憾了。”北京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主治医师路琦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癌痛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癌痛对患者的折磨达到如此地步，解放军总医院南楼肿瘤内科李小梅教授说：“对于肿瘤专科医生来说，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抗肿瘤治疗不是我们的唯一任务，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尽量舒适是我们的责任，忽略了后者，前者做得再好也不能算是合格。如果我们都能在临床工作中分出10%的时间进行症状控制和支持治疗，患者会大大获益。”

李小梅介绍，缓和医疗是解放军总医院南楼肿瘤内科的一大特色，在科学制定诊疗方案的同时，十分重视患者的止痛治疗和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要求新入院患者必须在24小时之内完成有效的镇痛治疗和症状控制。“我经常对刚入职的青年医生说，肿瘤专科医生培养需要4-5年甚至更长时间，但癌痛治疗和症状控制不同，这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只要你重视并且有意愿去做，一定可以做好。忽视症状控制和支持治疗是观念落伍的表现，晚期肿瘤不可治愈的现状是现代医学无法逾越的难题，如果我们还不能务实地做好症状控制、让患者活受罪，就太不应该了。”

癌痛治疗理念推广成绩斐然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86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癌痛三阶梯治疗”指南，提倡根据患者的疼痛强度处方镇痛药物。用一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很好地在全球推广了癌痛治疗的理念和基本技术。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广癌症止痛的理念和技术，缓解了数以百万计癌症患者的疼痛，世卫组织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我国在该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

20多年来，国家卫生部门陆续颁布并修订了麻醉和镇痛药物的有关政策法规，医护人员的镇痛观念普遍改善，镇痛水平也显著提高。“在癌痛治疗领域，三大进步值得关注：一是疼痛评估的理念。过去认为疼痛就打针，现在大家都知道要评估了，而且不仅要评估疼痛强度，还要评估疼痛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疼痛的成因、合并用药及伴随疾病等。医生们普遍认识到，要重视疼痛，镇痛方案需要反复调整；二是控缓释阿片类药物的推广。这看似只是一个剂型的应用，但其实并不简单，折射出医生对患者睡眠、舒适度等生活质量的关注，是医学进步的标志。三是多国指南的学习和引入。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指南，我们补了课，不仅改变了观念，还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镇痛水平。”李小梅说。

近十年，从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国家卫生部门推出的两项举措进一步推动了癌痛的治疗。李小梅说：“2007年，原国家卫生部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诊疗项目‘疼痛科’，在我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疼痛诊疗服务，这是近10年来癌痛治疗领域的一次重大飞跃，癌痛治疗从此有了专业团队，肿瘤专科医生有了很好的镇痛伙伴，难治性癌痛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此外，2011年，原卫生部在全国各级医院开展创建‘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活动，这对普及癌痛治疗理念、规范癌痛治疗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镇痛药物仍处于

“基本解决温饱”状态

“尽管2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我认为在镇痛药物的可获得性方面，我国仍处在‘基本解决温饱’的状态，甚至有些偏远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处于缺医少药的阶段。”李小梅有些许无奈。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医院在镇痛药物的供给上采用的是与普通药物近似的模式，通俗地讲叫‘一品双规’，即一个品种只提供2种规格，这是不合理的。”李小梅说，“比如抗生素，剂量的个体差异比较小，一品双规完全能满足治疗需求。可是阿片类镇痛药品就不一样了，剂量个体差异特别大，过去我们总强调这类药物没有‘天花板效应’，有的人用10毫克就能很好地止痛，有的人用了1000毫克还是疼，如果是一品双规，就限制了病人的镇痛治疗。例如硫酸吗啡缓释片，我国目前没有100毫克及以上剂型，多数医院仅有10毫克和30毫克两种剂型，试想一位患者如果每天需要用600毫克镇痛，那要吃20片药！这对晚期肿瘤患者来说是多大的负担，要是有100毫克剂型，几片就够了。”

我国的麻醉镇痛药品的监管目标是“管得好，用得上”，但是已取消多年的“麻卡”至今还在许多基层医院使用。除此之外，按照我国的麻醉药品管理规定，晚期癌症患者每次可处方半月的控缓释阿片类镇痛药，但这在许多医院都不能落实。“管得严，用不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完善体系，

宣传“癌症病人请不要忍痛”

李小梅认为，在癌痛治疗上，我们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亟须完善终末期患者的服务体系。“终末期癌痛患者合并疼痛的比例很高，文献报道可高达80%~90%，我国每年因癌症去世的患者数以百万计，尽快完善分级诊疗，让社区医院担负起晚期癌症患者的医学照护任务刻不容缓。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从国家层面制订规划、政策并且投入。”

其次，加强缓和医疗的人才队伍培养，着力改善医疗服务的不同质性问题。“在我国，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诊疗任务还不清晰，同一层级医院的技术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医疗服务的不同质性比较突出。如果能从国家层面加强专科医师培训和继续教育规划，则有望逐步解决此问题。让大多数肿瘤患者都能居家或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得到缓和医疗服务。在发达国家，三级医院的缓和医疗专家除了负责所在医院的专科会诊和学科建设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责任，就是负责所在辖区内二级和一级医院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和会诊任务。如果我国也能引入这样的先进模式，对学科建设和众多患者都会大有裨益。”

第三，发挥媒体的力量，积极宣传文明的镇痛理念。“‘忍痛’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加之对阿片类镇痛药物的恐惧和误解，导致许多患者和亲属不愿意与医生讨论疼痛治疗，不愿意服用镇痛药物。20多年来的癌痛理念宣传和普及工作主要是在医务人员中展开，公众的镇痛理念虽有些改观，但多数还持‘忍痛’想法，急需通过宣传从根本上改善。我一直有个想法，如果央视每天能用上哪怕5秒的时间播放一句公益广告——‘癌症病人请不要忍痛，忍痛对您有害无益’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