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天雪地中行进的义勇军骑兵部队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在前线孤军对日作战。东北军将领、时任天津长芦盐务缉私局局长的宋九龄，连续三次前往北平见张学良，请缨抗日。

1932年5月初，宋九龄率28名官兵，带32支短枪，骑马离开天津赴锦州地区组建义勇军。几个月里，宋九龄组建了“辽西抗日救国军”，编成拥有一个团、10个营、一个骑兵连，计6000余人的队伍，并有大小枪支6000多支。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队伍，宋九龄决定把队伍分为两部，由孙兆印带一部分，在锦县大凌河东一带抗日，宋九龄则率一部留在锦州地区打击敌人，在10月策划并发起了收复锦州之战。

周密部署

宋九龄所率“辽西抗日救国军”活跃在锦州、义县、朝阳、兴城、绥中、建昌一带，以游击战形式到处打击日寇和伪军。1932年10月，宋九龄分析形势，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攻打锦州收复失地。

10月中旬，宋九龄、朱霁青、孙兆印等义勇军首领在朝阳县大马场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收复锦州和义县的军事行动，以粉碎日寇准备侵占热河省的野心。会议决定，这次行动宋九龄为总司令负责攻打锦州；朱霁青为副司令负责攻打义县。

为了支持朱霁青攻打义县，宋九龄“调集部分援军断绝敌人通往义县的要道”。在锦州方面，宋九龄决定集中攻打日军的两个主要据点：一是攻打东北交通大学（日军侵占锦州后，为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二是攻打锦州北大营（日军重点驻防据点）。

作战方案制定好之后，宋九龄在沈家台穿心店，再次召开各级指挥员的军事会议，连续3天讨论此方案。最后决定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刘营长率200名步兵，第三路由营长李世君率700人，两路联合袭击北大营；第二路由营长赵金华率300人攻打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孙兆印率部在大凌河东防守东来之日军增援；宋九龄率一个骑兵连和数十名步兵，坐镇城北乱山子指挥督战。

攻打日军司令部

1932年10月25日，宋九龄带着“抗日救国军”将领，在沈家台大庙全体宣誓：不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决不罢休。宣誓完毕，司号手吹起“起军号”，前头领队的骑着大马，举着义勇军旗帜，浩浩荡荡地向锦州出发。

为了知己知彼，摸清日军在交通大学布防的情况，宋九龄事先还派20名精明强干的战士化装为木匠，以给日军干零活的机会混入日军司令部等地，搞清了日军的军事部署。

25日午夜11点，义勇军战士先将日军司令部站岗的两个鬼子卫兵打死，在8个“木匠”的引导下，骑兵在前开道，驮马队紧随其后冲入司令部大院，在机枪、60迫击炮猛烈炮火掩护下，步兵抢先占领预定阵地。

睡梦中的日军被惊醒，仓皇还击，枪炮声、喊杀声、战马嘶鸣，混作一团，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另一队义勇军按照部署沿着交通大学西边公路越过铁路，一直打到锦州第五监狱附近。

激战两个多小时，26日凌晨1点30分左右，锦西伪警察部队乘火车赶到锦州日军司令部增援。义勇军面临着背腹受敌的危险，战势对我方十分不利，宋九龄命令义勇军撤退到田家屯北山。

此战役，共打死包括大佐、中佐、少佐在内的日本官兵31人，缴获各种枪支31支和大批弹药及军用物资器械等，而义勇军只牺牲了1人。

鏖战北大营

攻打锦州北大营的战斗，与攻打日军司令部的战斗几乎是同时打响的。营长李世君率第三路义勇军先期进入预定阵地。

北大营原是东北军驻防的营区，义勇军中有不少东北军的老战士曾在这里驻防，对里面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数十名身强力壮的义勇军战士组成先遣队埋伏在北大营要道路口，其他士兵分组把北大营四周团团围住。

战斗打响后，义勇军虽多次冲锋，但由于日军加固了防御工事，“营区四周筑起高墙，架设高压电网，每隔不远还建有一个炮楼，夜间探照灯把营区照得如同白昼”，义勇军战士无法冲上去。再加之刘营长所率的第一路军没有准时到达预定地点，兵力明显不足，所以义勇军数次攻营不进。

此时义勇军战士已有7人牺牲，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李世君审时度势，率部撤到义县大凌河一带。待刘营长率部到达北大营时，李世君已经撤出，此时天已见亮，刘营长只好也率部退出战斗。

第二天上午，日军骑兵在飞机的配合下向田家屯方向追赶。这时，“抗日救国军”的官兵们都集中隐蔽在东边山沟里，日军在对面的西山沟用大炮向义勇军阵地猛烈开火，对义勇军威胁很大。

见此情形，宋九龄果断命令射手李作相将日军炮手一枪打死，敌人的大炮即刻变成了“哑巴”。宋九龄遂趁机率部从靠山屯一带退到穿心店，摆脱了日军的追击。

成功脱险

攻打锦州的战斗，虽然没大获全胜，但却给锦州的守备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惊呼：“辽西风云益告急迫。”日文版的《锦州新报》上，要闻栏目刊登了这一消息。自从宋九龄率部攻打锦州后，日军唯恐义勇军再来攻城，从大连运来水泥(当时辽西地区没有水泥厂)，在交通大学和北大营的院墙上修筑许多枪眼，不再让中国人靠近围墙。

为了报复，日军还于11月24日从班吉塔调来增援部队，对“抗日救国军”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将设立在沈家台的义勇军骑兵营烧毁，还一把火将宋九龄在宋屯的住宅全部烧毁。随后，到处缉拿宋九龄，把他的画像贴在山海关沿线的各火车站、大车店，还网罗汉奸、特务、叛徒搜索“抗日救国军”的下落。

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抗日救国军的处境愈加艰难，为避其锋芒，宋九龄、朱霁青率部先后转移到锦西缸窑岭、苦胆沟、杨树沟、朝阳羊山、二十家子等地，将队伍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以待时机。

1933年7月，宋九龄于锦县西海口掩护朱霁青转道北平回南京。不久孙兆印也回到北平，而他自己只身留在辽西继续组织抗日活动。后被日本特务侦察到踪迹，宋九龄被迫由锦州返回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抗战期间，宋九龄不顾生命安危，到处搜集日军情报，注视辽西义勇军战况，并寻求机会，勇敢机智往来于武汉、上海、北平、天津之间与东北军抗日军官、义勇军友人联络筹划救国大事，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时，宋九龄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锦州，开办慈善事业。国民党方面曾多次登门拜访，请宋九龄出山任职高官，都被他谢绝了。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年已73岁的宋九龄不顾年老体弱，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参加人大、政协工作，为团结各民族、各党派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了才智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