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人员向记者作最后的安全提示。周灯华 摄

第二站，“气密室”

车子绕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小路，七弯八拐驶进大山深处。“到了，到了！”同行的伙伴“捅醒”了还在历史长河中徜徉的记者。

一个巨大的“军事管理区”牌子直接跳入记者眼帘。庄严、肃穆，仿佛卫士般捍卫着这片山、这条路、这个营区。车子静静驶过营区大门，鸣笛向身着“中方协助团保障人员”的保卫人员致敬。不到一刻钟时间，我们抵达一座白色小楼前。

“请您更换防毒服，进行气密检查。”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发出指令。接过深褐色的防毒服，按照提示，穿上防毒衣裤和靴子、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与同行伙伴熟练而快速的动作相比，记者显得笨拙了很多。即使这样，同行伙伴依然向记者竖起了拇指：“第一次就能够心不慌手不乱，不容易。”

记者经过严密检查，前往弹坑。周灯华 摄

是啊，防毒服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与“毒魔”进行着誓死的较量。在防毒服重重保护中，身体似乎与世隔绝，思维的线条却又跳跃起来。

1940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频繁地使用化学武器，致使八路军出现大量人员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侠、赖际发、陈锡联、陈赓、周希汉、尹先炳等将领均不同程度受伤。

1941年，在宜昌战役中，日军使用山炮、野炮、迫击炮等向我抗日军队发射刺激性、糜烂性毒剂弹2500余枚，派出数十架次飞机投掷毒剂航空炸弹300余枚，造成1600余名官兵中毒伤亡。“战果辉煌”的日军甚至洋洋得意地在自己编辑的《化学战例征集》中“悟出”：“不仅挫败了敌人进攻的企图，而且从综合秘密情报及其他情报来看，可以证明使用毒气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何止这些。1937年的上海闸北，1938年的山东台儿庄，1939年的河北廊坊，1942年的冀中平原，1943年的湖南常德，1944年底的广西桂林……甚至在投降前夜，日军仍在不顾一切、疯狂地将毒弹投入战场。美国陆军根据国际新闻服务（INS）通讯社记者J.培根的证词，以及从相关结果等证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认为必要时，或有利益时，肯定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毒气。”而据日军自己修订的资料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日军对中国军民用毒共造成20多万人中毒伤亡。

记者在前往弹坑核心区途中与作业人员交流。周灯华 摄

历史有时是冷冰冰的，因为它常伴随着魔鬼的狞笑与生灵的痛哭。作为与灾难、瘟疫、寒冷、饥饿相伴相生的同行者，魔鬼导演的战争总是一次次打破人类道义的底线。防毒服，这个诞生在毒气弥漫的战场上，却致力捍卫生命自由呼吸的最后一道“保护神”，在死神冰冷无情的目光里，闪现出一丝人性的灵动来。

毒气与防毒服，就像战争与反战，始终是人类智慧的巅峰角逐场。发动战争的恶魔，制造了毒气以便更快地杀人；捍卫和平的人们，创造了防毒服则是为了保护生命，反抗战争。实际上，防毒服穿上后从精神到体感都很难受，希望有一天，人类可以不再穿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