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校是开展科研活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坚力量，我省科研院校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雄厚的科技人才储备，在研发机构数量、研发经费投入、发明专利申请、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等居西部前列，但其丰富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转化应用，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问题比较严重，对GDP的贡献率较低。

问题表现在：

1、 科技立项制度缺乏市场导向

课题立项基本上由各学科专家决定选题。科研选题大多很少考虑项目是否是市场所需，能否产业转化或转化效益。而是以能否拿到项目、获得科研经费、是否容易完成和结题等为首要考虑。

2、 科研考核评价重理论轻应用

科技成果评价多数停留在学术性、前沿性层面，而不太看重实用性、市场性。现行的成果奖励政策基本上没有将成果应用作为重要评审标准。对科研院校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也主要是以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成果鉴定评价结果等为标准，较少考虑市场适用性。

3、 科研成果转化主体缺乏动力

一是由于职务发明的科技成果归单位所有，发明人难以获得相称的经济报酬，没动力搞产业转化。二是科研院校不愿承担科研成果转化风险，担心追究国有资产流失责任，缺乏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动力。

4、 立法不配套，司法保护力度亟待提高

现行科技政策规定中，省级层面规定的法律效力层次和稳定性偏低，而国家层面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缺乏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规定。科技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不足，立法进程滞后于科技转化需要。在司法保护上，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举证难，诉讼周期长，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措施不够有力，赔偿数额偏低等问题。

5、 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方式有待改进

一是政府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桥梁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专门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尚未建立；二是缺乏系统的科技服务体系，信息不对称、科技资源配置分散、信息平台及交易平台搭建薄弱等问题尤为突出；三是缺乏对科技政策实施效果的有效监督与系统评估。

我省现行科技政策规定中，以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意见、通知、暂行规定、暂行办法下发的比例较高，采用地方性法规形式的较少，致使整体法律效力层次和稳定性偏低。同时，科技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不足，缺乏一个居于龙头地位的科技法律法规发挥统领作用。一些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未能及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立法进程滞后于科技发展的需要。同时，现有科技法规的规定大都比较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法规中有大量应为模式，但缺乏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规定。

政府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桥梁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专门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尚未建立，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较为落后，很难就市场之需和企业行业之所急，集中力量攻克技术难关。信息不对称、科技资源配置分散、信息平台及交易平台搭建薄弱等问题尤为突出。

6、 科技服务市场不健全

一是科技服务能力有待提升。较多科技服务机构专业技术水平不足，仅能提供咨询、中介等简单服务。二是科技成果价值评估机制和竞价机制不健全。技术市场上缺乏权威、公正、合理的评估、价格发现机制，网络竞价机制也未真正建立。

建议：

1、 重构科研立项机制

将科技立项分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两类。技术开发型课题须由企业主导。企业建议立项，由相关学科专家在建议范围内确定课题；企业承担课题研发费用并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技术优先转让权。

2、 重建科技成果考核评价机制

在考核指标中加入效益性指标，在评审主体中引入企业。按照课题立项分类确定不同的考核标准，对应用型科技成果，应加大科技成果中试、投入生产使用及收益等方面的指标权重。

3、 完善科研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制度机制

赋予科研院校依法享有科研成果支配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规定所有职务发明的收益分配按照科技人员、所在部门及学校进行等分。将科研成果的经济社会效益作为考核重要标准。建议增设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

4、 加强地方立法和司法保护

将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明确各主体法律责任，对不作为制定惩处措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简化救济程序；加强诉前保护，及时制止侵权；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保障原告权利；坚持全面赔偿，加重侵权代价。

5、 改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强化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服务功能，资助和支持建立各种形式的研发中心、研发联盟或产业联合项目，以此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向科研院校投放项目。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上给予科研院校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支持。

6、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能力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风险保障体系，开辟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完善相关财税政策。促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引进专业人才。建议在专业性强、风险大的服务领域或薄弱环节以政府采购形式购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