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病相怜的力量

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做了8年接线员，王景娜几乎已经可以遇事波澜不惊了。

她每天都要听到各个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哭声。抽泣、呜咽、哀嚎，间或伴随着深深浅浅的叹息。通话对象可能正站在高楼上、攥着安眠药或者水果刀，随时准备放弃生命。

王景娜的职责就是陪他们聊天。不止北京，她要倾听来自全国各地最隐秘、最低徊的秘密和伤痛，然后用自己的声音把他们轻柔地包裹起来，拉出死亡的谷底。

她相信自杀干预是有用的。在她印象里，每一个来电者自杀前都曾有过犹豫。“绝望中的他们哪怕只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就不会轻易放弃生的本能”。

每天接听电话，王景娜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如果不看记录，前一天的案例她就会遗忘大部分细节，只能零星记起一些片段。

在她杂乱的记忆里，一个生于离异家庭的女孩曾站在20层高楼的阳台上给她打电话，但只允许她说三句话，而三句话最后变成了一个多小时的拉锯。还有一个男孩，母亲和女友都跳楼自杀了，他并不想死，却总是有抑制不住爬到高处的冲动。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打来电话只是想“最后试一下”，他表示不会自己做饭，不想每天只吃冻饺子了。

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后来怎么样了？谁也无法确认。接线员们承认热线有其局限性。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王景娜极度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来电者的心境，但现在她更易于接受这种“不快乐”，允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发泄期。她允许自己在大多时候，能做的只是陪伴和倾听。“我想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65岁的张淑霞（化名）曾是这部热线的倾诉者之一。她记得王景娜的声音，虽然对方已经记不清她了。

现在，她可以平静地讲述丈夫的离世、自己患上抑郁症以及多次自杀的人生经历，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在最严重的几年，她每晚都要抱着电话入睡，有时免费的座机打不通，就用手机打，每月电话费动辄几百元。“有时也会觉得自己老是占着电话线也挺自私的，但那个时候什么都顾不得了。”时间长了，她光凭声音就能辨认出对方是哪位接线员。

5年前，她认真地规划过自己的死亡。她甚至有两年无所顾忌地去旅行，走过9个国家，打算花光所有的积蓄，然后悄悄自杀。在马来西亚，她坐那种已经生锈的小飞机，贴着海面飞行，并没有买保险，暗暗希望自己就那样死去才好。

“那时是真心实意不想活了。天天想着怎么死。”她曾绝食10天，也摸过电门——把墙上的插座拆下，伸手摸进去，人当时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手臂好一阵子失去知觉。

加入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是这段灰暗历史的拐点。小组的其他成员回忆起张淑霞刚刚加入小组时，“根本不怎么说话”，而现在，她几乎成为每次活动的主力。

小组活动，通常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每个月，回龙观医院的那张桌子旁边都要围坐五六个小组成员、1个主持人、三四个专家和志愿者，每期设定不同的主题，大多是相互分享自己应对不良情绪的经验和困惑，随后会有具备资质的从业人员对成员进行心理评估和总结分析。

“大家都经历过相似的伤痛，不需要过多解释就能彼此理解。”在张淑霞看来，“同病相怜”的陪伴和抚慰是小组带给她最大的治愈力量。

经过了五六年，张淑霞慢慢走出了悲伤的阴影，也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后来我再想到自杀的时候，就会想起亲友小组和热线，觉得自己要是死了，就太对不起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