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责任

跟中国急剧下降的自杀率不太一致的是，对于很多地区的自杀干预者来说，工作却越来越忙了。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条全天候开放的“生命热线”，目前有将近30名接线员，每人都要黑白班交替，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然后隔一天又从下午4点到早上8点。

开通14年来，这条热线共接听来电约26万人次，且来电量逐年增加。目前每天来电量2000多个，但能够接听的最多只有100个。白天同时开通八九条线，王景娜接电话的同时看到还有四五个电话正在“往里蹦”，但就是没有人手去接听。

“越来越忙”，也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潘轶竹近几年的感受。有研究显示，中国的自杀因素中有63％为精神障碍。“11年前我刚来到安定医院时，精神科每天的门诊量是500（人），现在已经翻了3倍”。

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有限的具备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形成了矛盾。有一次，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因为过于忙碌，没能接起一个来电者连续拨打12次的电话。最终，这位来电者实施了自杀。

完全依靠专业机构给予帮助，或许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自杀阴影的人来说，来自社区和身边的力量可能更为直接和有效。社区能在危机情形下提供帮助，和自杀未遂者保持定期接触，并为那些有亲友自杀死亡的居丧者提供支持。

“在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资源有限的国家，无论怎样强调社区及其支持项目在自杀预防中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世界卫生组织在报告中这样指出。

现在，张淑霞已经从一个受助的对象变成了“守护者”。她拥有143个关于心理健康的QQ群，规模最大的有2000多人。曾经因为一个山东的网友在群里说已经服用了安眠药，身在北京的张淑霞急得手足无措，在大雨中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而工作人员告诉她，网友的身份没法得到确认，她哭着回了家。还有一次，一个在日本的网友写下了遗言，原本打字很慢的她在半个小时内发了100多条消息。

后来这两位网友都回复了她，表明自己没有自杀，她至今记得那种“根本没办法形容”的高兴。

除此之外，她还在一些精神和心理治疗相关的机构担任志愿者，每个周末晚8点准时听网课，每天忙着策划各种活动，还有做简报和统计，经常忙到深夜两三点。

“我现在根本没工夫想怎么死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与张淑霞类似，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的其他成员中，有人开始研究自杀的相关理论，有人尝试开展论坛和讲座，还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为更多还处在深渊中的人们伸去了双手。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就政策层面来说，守门员培训项目是预防自杀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旨在让参加者拥有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去识别高危个体、确定风险等级并将高危个体转介到专业机构接受治疗。经过培训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守门员”。

从国际上来看，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对警察机构的职员进行多方面培训，并开设了一条志愿者警察热线电话后，该地警察的自杀率显著下降了79％。德国纽伦堡的一项面对普通公众、社区促进者、全科医师和患者及家属的多元培训，同样显著降低了自杀和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并且已经被抗抑郁欧洲联盟采用。

对于大部分来电者，王景娜并不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每个月，她服务的这条热线都会接到两三个感谢电话，“要不是你们，那天晚上我可能真的会自杀”。接线员们还经常收到匿名的快递，里面有茶叶、饮料、十字绣或者手工饼干。

每当此时，王景娜都会觉得幸运，自己一个微小的举动就可能改变一个人对生死的决定。她说：“这分负责应该属于每一个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