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力

最薄的地方不到一毫米 力道稍有不当就会碎

对于自己的作品，陈永昌个个视若珍宝，从不掩饰内心的喜爱，“每一件都满意，不满意的话，早就不做了。”他随手从柜子里取出一方瓷盘，画面中远山如黛，近水含烟，笔墨浓淡相宜，“这个主题叫天路，是1975年刻的，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修建青藏公路，主角特意选了汉藏两族的设计师。”陈永昌又指了指另一方尚未着色的瓷盘，“这是正在做的姊妹篇，叫幸福路，用来纪念青藏铁路建成。”

乍一看，瓷盘似乎与普通彩绘无异，但仔细瞧来，便能觉出深浅不一的刻痕，“人物有十八描，山水有十六法，以线条来说，最基本的就有游丝刻和铁线刻。先用墨画稿，再将瓷面破坏用以抓色，深的地方用錾，浅的地方用刻。别小看手劲上的细微差别，立体感就打这儿来。”

选料方面，陈永昌颇有讲究，“一来要看硬度，二来得挑色泽，通常都是用的景德镇瓷器。”在展示柜中，一组薄如蛋壳、通体透亮的瓷瓶尤为抢眼，“这是薄胎瓷，比一般瓷器更娇气，最薄的地方不到一毫米，力道稍有不当就会给弄碎。”陈永昌笑言，“每次刻这种瓶子都特别小心，刻的时候没碎过，倒是拿出去展出的时候给碰坏过。”

如此精湛的手艺，离不开一套好工具。“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对我来说还真是这样。”陈永昌捧出大大小小一堆刻刀、錾子和木槌，“传统工具中，用的是铁匠打出来的钢钉，尽管也能吃得住瓷器，但不禁用，容易秃，总要反复磨。后来改良这种，前面镶的是货真价实的钻石，造价也就比普通工具要高出许多，但走线灵活，效果好得多。”

在上色环节，陈永昌也没少花心思，“过去上的都是国画彩，不防水，后来用过油画彩，但还是耐不住久泡。”最近，他终于开发出一种专用防水材料，实现了色牢度上的根本性突破，“现在正尝试用刻瓷做茶具，再也不用怕水。”

除了在瓷器上刻画以外，陈永昌还瞄上了鼻烟壶，“人们熟悉的都是内画，我搞的是内刻。”小巧玲珑的鼻烟壶中，一匹飞奔的骏马跃然其上，“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研究所的一位玉雕大师就曾给我提过这么个想法，但当时没能付诸实践。直到八十年代，忽然记起这档子事儿，自己就琢磨起来。”

直接拿鼻烟壶练手，对收入微薄的陈永昌来说太过奢侈，他便找来风油精瓶作为替代品，“把刻瓷的工具稍加改动，从瓶口伸进去，一点点刻画图案，再上色，前前后后也不知道用掉了多少个小瓶子，练熟了才敢拿鼻烟壶来刻。”

收徒

要求其实就一个 坐得住

这些年来，陈永昌的作品不计其数，但他从不搞宣传，坚持“刻一件留一件”，至今只有一件出售。

那是2011年的一次文化展上，陈永昌受邀进行非遗作品展示，一位老先生看上了他的一件山水刻瓷盘子，站在跟前端详良久。“起初我跟他解释说这东西只展不卖，可他表示自己是真喜欢，我就让他等撤展那天再来。”陈永昌没想到，老先生果真又跑了一趟，见对方如此有诚意，他破例将作品卖了出去，“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经济头脑，再说了，钱这事儿，多少能算够？像现在这样，每月三四千的退休金也够吃够喝的，就没想过再拿手艺去换钱。”

眼看自己年事已高，陈永昌也在思考谁来接班的问题，“儿子跟着我学过刻瓷，女儿跟着老伴儿学过面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打算专门做这个。”五六年前，一对山东来的中年夫妇经人介绍找到陈永昌，希望拜师学艺，“他们都是美术老师出身，有基础，一说就能明白，也确实感兴趣，回老家后发展得挺不错。”谈起两位徒弟，陈永昌感到很欣慰，他从未收过任何学费，却乐于倾囊相授。

2014年，西城区启动“濒危非遗项目”保护计划，“北京刻瓷”作为项目之一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传承志愿者。“一开始说是每个项目招五个人，结果报名的有一百多个，经过考试后留下十个有一定绘画基础的，连续在非遗中心给他们进行了24课时的集中培训。”遗憾的是，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位80后姑娘周晓明，“我的要求其实就一个，坐得住。可现在的年轻人往往脑瓜子太活，总想着见效益，少了几分踏实劲儿。难得这个姑娘本身就是搞陶瓷设计的，又打心底里爱好。我也不求徒弟多，有一个就带一个。”

带徒弟之余，陈永昌还在每周三到小学里开课，“一学期十来个课时，每次一小时，我负责设计，让孩子们学着刻。”半年下来，陈永昌发现这些学生中有一半都没能坚持下来，但他并没有太多沮丧，“手艺这种事儿勉强不来，只要迈出非遗进校园这一步，就起码能让更多孩子知道什么是刻瓷，这也是种传承。”文并摄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