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山阴县业余收藏爱好者侯秀娥告诉记者，她从应县一藏家手中获得一件日伪蒙疆晋北自治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书”，这对研究日伪蒙疆晋北自治政府在晋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入侵又提供了一种实物资料。类似的实物佐证她已经收集了5种，包括身份证明书、苦力佩 章、钱币、契约和执照，共200多件。

• 身份证明书内页

• 苦力佩章

“身份证明书”责任者是日本人

11月17日，记者在侯秀娥家中看 到，这张“身份证明书”长约14.6厘米，宽约9.4厘米。该收藏品字迹清晰保存较好。证件整体采用竖版格式，文字采用的是繁体汉字。硬质黑色外套竖排 “身份证明书”和山阴县公署字样。证件内页只有一张，对开四面，背面是“注意事项”。内版左侧上方是居民的黑白照片，上面有编号，下方是左右手食指指纹 印，及证明书的有效日期：至成纪七四0年六月九日为止。内页右侧标着“身份证明书”字样，编号是36481，姓名：解廷佐（23岁，男）；原籍：大同省山 阴县；现住所：孝廉村来远甲；职业：农；加盖有山阴县长之印章。其左侧是责任者（政府实质控制人）野上清秋（日本人）的签名。

“苦力佩章”换来“身份证明书”

39岁的侯秀娥受研究晋北历史的丈夫影响，十几年前就开始搜集契约、晋北瓷、红色收藏品、民俗用品等。

说起这份“身份证明书”，侯秀娥说，别看这个不起眼，她可是舍了一枚“苦力佩章”才从应县藏家张一平手里换来。

她听别的藏友说，张一平老先生收藏着两张身份证明书，对研究日伪蒙疆政府在晋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入侵很有价值。她便在今年10月初专门登门拜访。

她心里明白，要是直接提自己想收藏身份证明书，很可能要吃闭门羹。她在介绍自己时，特意强调自己收藏着蒙疆政府实物如成纪地契、成纪田赋税证明书、领收证等。然而说起这些好像张一平老先生根本就没当回事，只是呵呵地应付着。

侯秀娥一看，不在老先生面前露出够分量的藏品是不行的。于是，她打开手机，让老先生看了一件藏品：苦力佩章。这一看，不得了了！老先生开始热情起来，又 是沏茶又是上水果，直截了当地说：“小侯，您这藏品可否匀给我？”侯秀娥卖了个关子，说：“我也就这一枚，真舍不得。”结果可想而知。

11月13日，星期日。有人在敲侯秀娥家的门。她开门一看，来人是张一平老先生。一进门，老先生开门见山“小侯，我看看你的蒙疆藏品。”

侯秀娥开始一件一件地取，天赋税讫证明书、阿片收买票、阿片纳付命令书、罂粟栽培许可证……上百件蒙疆藏品看完了，老先生抬起头：“取一下那个宝贝吧？”

看着张一平老先生期待的目光，侯秀娥笑了：“我就知道您老是奔苦力佩章来的。”侯秀娥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从锦盒里取出苦力佩章。张老先生也戴好了自 己的手套，表情极为严肃，正面、背面、侧面，佩章上的13个字，张老先生居然看了半个多小时，突然问：“这个佩章咋卖？你开价就行！”

侯秀娥老老实实回答说：“不瞒您老，我也是在收集历史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想串起来留给子孙后代，让后人记住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老先生点了点头，轻轻地把苦力佩章放进锦盒，从自己的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身份证明书：“这个身份证明书，放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

为了回报老先生，侯秀娥把收藏的两枚佩章中最好的一枚送给了老先生：“您老看重我，我也要感谢您。”

老先生有点惊讶：“你不是就一枚吗？”

侯秀娥乐了：“我有两枚。那次去拜访您，就是想换您的身份证明书，怕您舍不得，没敢直说。”

侯秀娥说，张一平老先生可中意苦力佩章呢，走的时候心满意足，满脸是笑。

她拿出自己珍藏的另一枚苦力佩章说：“这枚佩章是我七八年前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是日伪蒙疆政府经济盘剥和身心控制中国人的铁证。”

苦力佩章是铜质，直径3.2厘米，厚0.1厘米，正面有凸起的“山西岱岳镇蒙疆运输公司苦力”字样，其中“苦力”二字尤为突出。

见证了日军侵华的部分史实

伪 蒙疆自治政府是1933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操纵成立的一个傀儡政权，别称蒙疆国、蒙古国。各盟旗王在绥远百灵庙召开自治筹备会议，次年成立 “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1936年2月10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字希贤）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布“改元易帜”，即改用成 吉思汗纪年（即以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之年为成纪元年，当年为成纪731年），实际上等于在日本扶持下公开宣布“独立”。

山阴县博物馆馆长王晓航说，侯秀娥收藏到的“身份证明书”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良民证”。

山阴当时隶属蒙疆晋北自治政府，成纪七四零年即1945年。“身份证明书”背面还列出了10条注意事项。第1条，本身份证须随时携带，不随时携带者处拘 留或50元以下罚金；第9条，贷予本身份证书与他人者处三个月以下之徒刑，或拘留、或二百元以下之罚金。日本侵略者占领朔州、大同，为沦陷区居民颁发的 “身份证明书”，是当时伪“蒙疆政府”限制人民群众人身自由的证据。日军全副武装，逐个盘问、搜查过往的老百姓，只有拿出“良民证”才能正常通行，否则就 有生命危险。

据当地老人回忆，日本鬼子查证时凶极了，进出城时要拿出证件，再说上几句当时的宣传口号，日本鬼子才会说“你的，大大的良民”，然后放行，所以百姓称“身份证明书”是“良民证”。

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认为，该“身份证明书”见证了日军侵华的一部分史实。作为控制民众的一种手段，日军在其所有占领区都会发诸如良民证、通行证之 类。“针对当地居民为多民族情况，为达成统治目标作了相应的限制条规。如为了笼络当地傀儡政权，身份证采取成吉思汗纪年，但实际上整个政权体系由日军把 持。”

徐教授认为，发放“身份证明书”涉及户籍管理，其目的主要是强化殖民统治，限制往来流动人员，防范抗日人士。仅从该“身份证明 书”规定的十条注意事项来看，日伪政权对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控制得十分严厉，刑罚很重。“实际上更严酷，而不仅仅是罚金或罚役。有些地区老百姓根本就出不了 村，出不了城，一旦违反就被抓起来杀头或枪毙，老百姓根本没有自由。后来在长城一线地区，日军大搞 无人区 ，强制性赶走当地居民，”徐教授说，“对人的控制是殖民主义最主要的目的。”（王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