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的进展，关于洪灾一直没有真相，也没有新的情况报告。我想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有人故意隐瞒，还是这次灾难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我判断，出了这么大的事，有关部门应该已经掌握了情况，但是我也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干涉政府工作，只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自己去核实。

就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遭难的家庭损失惨重，失去了亲人和财物，如果如实上报，他们应该能够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拿到应得的补助，及时重建家园。

“6天跑了八百里”

新京报：核实过程是怎样的？

魏民：早年工作中积累的走访调查经验给了我很大帮助，也付出了很大努力。那时候是2013年夏天，将近30度，天比较热，每次进村，总有一群人围在树阴下乘凉。村里的野沟里，还残留着洪灾冲下来的杂物。

我第一个走访的是偏岭镇丰富村，距离县城30多公里，当天就核实到5个遇难者。

事先并不知道哪里有人遇难，有多少人遇难，只能摸索调查。每到一个乡镇，我就沿着公路边上的住户打听当地哪些村子有遇难者，然后再进村，找到村里的知情人问当时村里的遇难人员，再找到遇难者的家属，一一核实。

我当时计划走访的地方，是我事先打听到的洪灾受灾严重的6个乡镇，牧牛镇、哈达碑镇、偏岭镇、大房身乡、兴隆镇、岭沟乡。一连6天每天早上6点出发，一个人开着车进村，白天全在村里走访，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家。粗略估算一下，那6天里我跑了八百里地。

新京报：名单怎么形成的？

魏民：走访时我带着记录本和笔，核实到一名遇难者，我就记下遇难者的姓名、年龄、住址等信息，后来我把名单制成了电子表格，当年登记的手稿我至今保留着。

新京报：最终的核实结果如何？

魏民：最终，我统计出一份45人的遇难者名单，受灾严重、遇难人数多的主要是哈达碑镇、牧牛镇和偏岭镇。45人名单中，有38人是确切的遇难人员，另有7人是作为疑似遇难人员暂时登记的。

7人中，有6人我没有见到家属，没有核实到准确的死亡消息，登记的信息十分有限。还有一名杨姓村民，是在洪灾后意外落水身亡，不能算作洪灾遇难者。

新京报：家里人支持你做这件事吗？

魏民：我去走访时刻意隐瞒了家人，怕他们反对，就说自己出去办事。直到前不久媒体曝光后，家人才意识到这份名单跟我的关系，他们觉得，就算我统计出了真实的死亡名单，也做不了什么。媒体曝光名单后，家人还特意交代我，不要向外面说，怕招来麻烦。

新京报：家人担心招来什么麻烦呢？

魏民：没有人知道这份名单是我统计的，可能也有人在查名单的来源。虽然时任的很多政府领导都调任了，但家里的子女都在当地工作生活，还是会有顾虑，担心受到影响。

新京报：核实期间心理感受怎样？

魏民：我核实完偏岭镇就发现死了5个，当时心里就有底了，认定政府极有可能隐瞒了真实的死亡人数。

我去遇难者家里走访时发现，他们中有不少还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灾难给他们带来很大打击。印象最深的是牧牛镇的一名妇女，她的3位亲人在洪水来的那天夜里，同时被泥石流冲走遇难。我找到她时，她还没有走出(灾难的阴影)，暂住在一间临时小房子里，生活无着落。像她这样的受灾家庭还有不少，每一个遇难者家庭都很让人同情。

材料寄给有关部门一年未有回应

新京报：核实后做了什么，为何没有公开自己的经历？

魏民：走访完成后，我没有将名单公布出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公布。一段时间后，我把这些整理成文件，作为情况反映材料给政府部门寄了过去，但是等了一年多都没有回应。

后来，县里的时任领导相继调任，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管这件事了。

新京报：名单是如何曝光的？

魏民：我不知道这份名单是如何曝光的，我并未主动向媒体提供过这份名单。2013年6月我走访结束后，一位遇难者家属找到我，要走了这份名单。

新京报：曝光的38人名单是出自你的那份名单吗？

魏民：12月13号那天，我在新闻上看到调查组认定岫岩瞒报当年洪灾死亡人数的报道，里面还附有一份显示38人的遇难者名单。我核对发现，那份38人名单与我核实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除了删掉了前面提到的7个不确定人员外，表格上的标题、人员信息，甚至名单顺序都吻合。我由此确定，名单就是我的那份。

新京报：名单被曝光之后心情如何？

魏民：看到新闻里介绍说，这是一份来自当地民间的名单。可能只有我知道那份名单是我的，但是我依然感到震惊和激动。

最近几天，“8·4”洪灾再次成了岫岩的舆论焦点，朋友间闲聊时也会问起名单的来源，我没有跟他们说是我核实的，只是轻描淡写地搭了句“老天有眼”。

新京报：如何看待自己做的这件事？

魏民：我曾以为，自己的努力会白费，现在看到那份名单，我感到安慰和自豪。

新京报：对瞒报调查有什么期许？

魏民：现在整个岫岩县的人都在观望等待，希望有关部门还岫岩一个真相，还遇难者家属一个公道，同时依法依规处置瞒报责任人。希望这一天来得越早越好。

新京报记者 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