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是耒阳一个产煤大镇，煤矿工人即达数千。前几年煤炭价格高的时候，街道上流动人口较多。煤炭价格走低，导致全镇“经济萧条”，也滞缓了当地的小城镇建设。

人口争相进城买房居住，不但削弱了大义镇集镇的繁华，带走了大义镇的很多学生生源，也让当地政府担心，如果对乡村教育加大投入，将来如果学生数量不能稳定，岂不是浪费？

“对农民进城的最深刻感受是：耒阳这边的农村里稍微有点经济实力的农民，哪怕是孩子上小学，也愿意送到城区学校去就读。”一位乡村女教师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学校是两所小学合并而成，但合并后，现在一个班的人数比合并前的高峰期还要少。

尽管遭遇困境，大义镇还在努力地建设小城镇，试图把人口尽可能挽留。近年来，镇上建起了自来水厂，修通了三百米长的下水管道，开展了集镇的外貌美化，也开办了公办幼儿园。他们正引进浙江安吉的老板，希望开办工厂，消化山上几万亩楠竹，带动农民就地增收。他们希望能够发展乡村旅游，比如打造荷花之乡，带动人气。

相比大义镇，新市镇区位相对优越。这里紧靠京港澳高速公路和耒水河，交通位置极其便利。历史上曾经作过耒阳的县治，如今仍有老街老巷保存。过去新市是周边乡镇的中心，邻县不少乡镇的人都到新市来赶集。如今，邻县很多乡镇都繁荣了，新市的中心集镇作用相应削弱。

膨胀的耒阳城区，像洪水一样卷走了乡村的大量资源，乡镇就像大潮过后的河床，留下一地荒草残砾。

城累：农民进城问题重重

实地走访过耒阳的相关人士不由感叹：“城、镇如此两极分化，是我们想要的新型城镇化吗？”大规模的农民进城，使得耒阳的公共服务“压力山大”，财政包袱不堪其重。

大量进城农民工子弟需要就学，政府财政难以背起办学包袱，于是私立学校应运而生。民办教育虽然解决了大批孩子的就学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家长的负担。

“上学难”以及派生的“大班额”问题在耒阳也突出。耒阳的蔡子池中学，最高峰时号称“亚洲规模最大的初中”。耒阳市教育局在2015年一份报告中描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区人口急剧增加，进城择校就读学生骤增，城区公共教育资源紧缺，学位严重不足”。学生70至80人“大班额”，在耒阳城区并不少见。

城市大规模扩张，但基础设施却难以迅速跟进。交通、垃圾处理、城区防洪等都有较大欠账。小罗告诉记者，他家在八层楼的最顶层，没有电梯，五楼以上的人家，使用自来水常年靠自购的加压泵才能提上来。

大量的“小产权房”，成为城市的“伤疤”。它们没有小区，没有物业，环境凌乱。有物业的小区，占比例很低，即使有，很多都是开发商转给亲戚朋友运营，缺乏实质招投标，管理落后。

房地产“无序开发问题非常突出”，成为耒阳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导火索。2016年下半年，当地政府一份报告披露，耒阳信访案件70%以上是由于房产开发和土地开发引起的，信访积案有95%是以上两类案件。一些“黑楼盘”“黑项目”问题严重，多数存在不能按期交房、不能办证、烂尾工程、项目资金断链、涉嫌非法集资等问题。

“离开田地来城市生活，对于平均学历和素质都占劣势的农民来说并不容易。”耒阳一家家具店负责人一口气提出诸多农民进城后面临的问题，比如，就业和生活问题怎么解决？医疗、保险、文娱生活如何保障？在他看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民进城不仅不是一件好事，反倒会引起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催生一个新的困难群体。”

打通市区多条断头路、拆违章建筑136273平方米、在高铁站旁新建教育城……如今的耒阳正以空前力度加强城市管理，提出建设“打造全省最大最美的县城”口号，在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上近年也有所启动。但相比而言，小城镇的变化还远赶不上城区的变化，耒阳也在下大力气改造农村薄弱学校。

“城市管理得还不够好。”小罗淡淡地说，自己并不喜欢耒阳，虽然这里是老家。有朝一日，他希望到妻子的老家海南岛去，开始新的生活。